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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贡献

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行政法论文发布时间:2020-06-05 08:55:50浏览:1

 目前,国内外学者集中强调了全球治理的以下特点:制度性、合作性、主体多元性、以解决全球问题为目的。俞可平认为,全球治理,是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关键词 全球治理 知识产权 中日关系 文化产业

  作者简介:张诚信,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獻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215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杂志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主管、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国家级双月刊杂志。1984年12月12日中国工业产权研究会创办《通讯》,当时是一本内部刊物。

  一、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梳理

  1.全球治理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范畴。

  目前,国内外学者集中强调了全球治理的以下特点:制度性、合作性、主体多元性、以解决全球问题为目的。俞可平认为,全球治理,是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各种全球问题,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阎学通指出,全球治理是通过多层次国际合作与国际规制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核心是国际责任的再分配 。赫尔德认为,全球治理是“意味着正式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意味着所有其他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 。”

  所谓全球问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具有全世界性、全人类性的特点。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这些问题的跨边界扩散。面对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单一国际行为体的治理体制难以独善其身,从而逐渐形成了由多元行为体组成的治理机制。

  2. 知识产权治理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私有资产,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体现了生产者或创作者的脑力劳动成果,专利、商标、品牌、著作权都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刘雪凤(2010)认为,知识产权治理,是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于一体、基于多元化参与主体平等协商、良性互动的过程 。朱丹(2017)认为,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重点在于“治理”,它区别于传统的“管理”,具有多元化、扁平化、系统化的特点——与全球治理一样,知识产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行政部门,还有行业协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知识产权治理的权力路径,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还可以是自下而上或相互反馈的 。

  3.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长期以来,人口、贫困、生态、恐怖主义、公共卫生、毒品走私等全球问题的危害性较大,波及面较广,因此成为了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 。但是,近年来知识产权问题也在上升为全球问题:在经济层面,一国的仿冒生产行为会造成他国生产者的经济损失,例如,印度大规模生产廉价仿制药,就破坏了欧美制药企业的正当收益;在政治层面,知识产权问题会上升为国家间冲突,例如,2018年以来,美国屡次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对华加征惩罚性关税,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在文化层面,盗版侵权行为还会损害国家形象……因此,知识产权问题的国际化,使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应运而生。

  刘雪凤(2011)认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是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和相关国际规制下参与主体多元化、以谈判协商为特征的治理模式 。张艳梅(2015)认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是对有关知识产权的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国际规制,其核心在于“治理权威的重新划分”——多元利益能够相互协调并联合行动,即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NGO、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管理知识产权公共事务 。

  综上,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就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NGO、企业等多元国际和国内的行为体,在相关国际制度的框架下,共同参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活动的过程。

  (二)相关文献回顾

  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大致始于2006年。郑万青(2006)关注了公民信息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并提出了相关国际机制对这一问题的规范 。此后,国内的相关研究开始不断拓展。

  有的文献研究了具体领域内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状况:例如,高扬(2008)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认为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交互性以及管辖的非中心性,使得网络世界的纠纷不可能单靠一个国家来解决,它需要国际间的合作与协调 ;郭晓(2015)分析了药品专利的私有化与救死扶伤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并解读了现有国际机制如何调节这一矛盾,为了协调、平衡双方利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框架经过了多轮谈判和修正,在保证制药企业利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专利药品亲民、人道的价值理念 。有的文献研究了不同治理主体:例如,刘雪凤(2011)考察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中的功能,认为知识产权类NGO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具有可行性,它们在推动政治社会化、维持知识产权系统的均衡与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合法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张瑞(2013)揭示了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这种现象源于各大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抢占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强烈动机,这对我国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我国除了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还要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 。

  有的文献研究了治理程序:例如,林广海(2008)认为,由于世贸组织协议中包含有《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因此,“入世”使得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上升为国际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应当从约束、协调、保障三方面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司法水平 ;张慧彬(2017)则关注了全球知识产权立法新趋势,认为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持续延长,对医药成分配方等商业机密的保护也不断强化,总体上呈现越来越严格的特点 。

  有的文献对整个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展开了宏观研究:董涛(2017)分析了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变迁,认为自1883年《巴黎公约》起至今的130年间,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变迁动力、参与主体还是治理机制都经历了较大变化 。有的文献还为我国参与治理总结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例如,徐元(2019)讨论了我国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身份定位问题,认为,基于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我国既不适合充当美国的追随者,也不适合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更不适合“坐享其成”,只有“积极协调者”才是最优角色选项 。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对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研究,不仅在时间上更早,而且内容也更加全面和富有深度。

  国外学界同样对具体领域内的治理状况、不同治理主体、治理程序与整个治理体系高度关注。例如,Pamela Samuelson等人以美国某电脑公司和日本游戏公司SEGA的法律纠纷为例,揭示了计算机编程领域的版权争议,从而引申出了逆向工程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Samuelson认为,人类文明的任何进步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逆向工程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与学习,最终产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为了鼓励创新,不宜对逆向工程施加过多专利壁垒的限制,相关国际知识产权法应当有所调整,提供充分但不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 。Herdt Robert为我们揭示了发达国家的大型种子公司如何在国际知识产权问题上制约发展中国家——从种子基因工程、种子出售、药物出售到转基因食品和相关工业产品的开发,发达国家在每一个环节上积极主张知识产权保护,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设置了高额税费,从而使得这些农民长期处于低生产率、低收益的状态 。Simon Ariel从立法角度质疑了国际通行专利法中强行区分“发现”和“发明”这一做法的合理性,认为法律在国际专利体系中的权限过大,涵盖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层面,凡事皆可审判,以至于忽视了科学发展的规律,使得专利制度成为了对科学的干涉,而不是对科学问题的反映 。May Christopher回顾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发展历史和议程设置,他认为,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名义上是优先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宣称一个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发展,但从乌拉圭回合到TRIPS的设立这一历程中可以看出,该组织实际上有悖于其宗旨,只是服务于少数富裕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利益 。此外,还有部分文献涉及区域国别研究:Thomas Kedron研究了危地马拉商标盗版现象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因素 ;Barron Nadine等人考察了南非履行TRIPS框架义务的情况 。

  不同于国内学界,国外学界的研究角度更新颖和多样,研究方法更丰富,研究层次也更高,其中不乏对建模、定量等方法的尝试,或上升到政治哲学高度审视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运作。例如,Laurel Smith等人研究了性别差异对知识产权创造能力的影响,他们构建了科学专利行为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教育、职业经历变量的前提下,女性申请专利的可能性低于男性,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