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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阈下江苏企业走出去政策建议

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工商企业管理论文发布时间:2021-08-17 09:01:27浏览:1

对江苏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及其分析框架进行回顾,客观分析当前江苏企业走出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日本、韩国、印度三国政府在促进本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做法,对江苏企业走出去路径进行再分析,并提出健全政策扶助体系、风险防控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

   摘 要:对江苏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及其分析框架进行回顾,客观分析当前江苏企业走出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日本、韩国、印度三国政府在促进本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经验做法,对江苏企业走出去路径进行再分析,并提出健全政策扶助体系、风险防控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江苏;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18-0036-05

企业改革与管理

  《企业改革与管理》是由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月刊,印张为大16开,2004年由64页增至72页,增页不增价。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关于“一带一路”

  20世纪末期乌拉圭回合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新时期后,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逐渐放缓,各个国家开展国际贸易规模也不断缩小。随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受到了更多阻碍。为了与日新月异的国际贸易环境相适应,中国要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加大对外开发力度,时刻观察国际贸易发展动态,与周边国家进行密切合作,以达成深度的双边、多边贸易合作。与深度合作国家签署贸易协定,为中国国际贸易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9月、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访问中亚与东南亚国家的过程中,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建议,且受到了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十分深刻,均需要强化核心深度合作,尤其是加大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密切贸易往来,且保持贸易顺畅、投资顺利。精髓在于不对抗和不冲突的外交政策,这对于建立新型合作伙伴的关系还具有特殊的作用。

  (二)关于企业走出去

  1.企业走出去的提出与演进。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该思想为制定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其实施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1979年8月,国务院号召“出国办企业”,并首次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提出。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中提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2001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到“走出去”发展战略,且将其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并称为“四大新战略”。并列举了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类型,还建立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与合作。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2006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等方式,培育和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2010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健全境外投资促进体系,创建国际化的营销网络与知名品牌,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等[1]。201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引导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因地制宜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加快拓展多双边产能合作机制,积极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建立服务支撑体系。”[2]

  2.企业走出去的动因理论。一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国际贸易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相融合,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三个阶段。鉴于产品比较优势与竞争环境的变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随之出现调整。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与标准化产品阶段。二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通过运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应从本国已处于或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逐步实行对外投资。

  3.企业走出去的投资效应理论。一是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理论。该理论提出,投资创造效应即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区域中国家形成对区域外国家进口的贸易壁垒。为了应对贸易壁垒造成的影响,区域外国际则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以保证其在区域内市场中的地位。投资转移效应即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中,区域内国家想要获取更多的贸易优惠政策,推动对资源进行重新划分,且开展资本投资布局改革。二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对于东道国来说,外国企业在本国进行投资可以为自身提供缺乏的基礎生产要求,从而优化自身生产资源配置,进而有效拓展投资产品的生产数量与规模,增加出口贸易额。

  二、江苏企业走出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走出去”战略谋划不足

  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应该包括寻求更低的成本、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要素资源,更先进的技术等。江苏有一大批具有走出去实力的企业。然而,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的过程中,在决定是否要走出去以及什么时候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战略指定中的关键问题。如在未来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中自身所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所出现的趋势变化有哪些是可以通过国际化方式来应对,哪些要素能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但在实践中,有的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对自身认识不够明确、战略细则制定不够清晰,导致国际化盲目。部分项目决策匆忙、上马急促,有的项目不惜增加成本,导致后续经营财务压力持续增加,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二)风险及防范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大部分企业对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还停留在过去阶段,防范措施也不到位。企业走出去必须全盘考虑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涵盖政治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等。因政治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损失尤其巨大,甚至曾经被认为中国拥有政治地缘优势的国家也逐渐演变为投资高风险地区,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风险逐渐上升。如2011年,因利比亚战争导致对外投资项目合同大部分无法履行;如2014年,越南平阳等省发生主要针对中资企业及华人的暴力打砸抢烧事件;如始于突尼斯的一些地区的“民主化”浪潮,上述事件都对江苏企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此外,法律风险是次于政治风险的重要风险之一,是江苏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隐藏的巨大风险之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较多,不同国家对外国在本地投资的法律政策不尽相同,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劳工聘请、税务缴纳等方面的规定均有所不同。其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国投资法律与政策时常由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出现变化,这无疑给江苏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增加了难度与风险。其三,在守法方面,同样面临较大的法律挑战,有些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够,在投资过程中没有严格在东道国的法律限制下进行;有些通过非合法手段获取项目;有些是因为对劳工法不熟悉。其四,在东道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导致经济利益被损害时,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选择向中国政府、驻外使馆求助,希望可以通过政府介入来解决投资经营的问题[3]。

  (三)融资难且不均衡

  江苏具有比较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拥有比较发达的民营、国有经济。对于尚未走出去的实体企业,由于江苏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他们还是愿意走出去的;对于已经走出去的实体企业,同样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以拓展业务、形成品牌。由于融资渠道窄、成本高,客观上制约了江苏企业向海外拓展的规模,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江苏制造”行业企业走出去效应难以有效放大。

  欲对症下药,先究其原因:其一,跨地跨境抵押操作上有一定难度,由于国内不动产信息登记制度尚未出台,难以实现上述信息联网,金融机构很难了解抵押品信息是否有效,是否被重复抵押;对于跨境融资,即用海外的房产、设备在本地金融机构融资抵押时,因难以准确估值,往往遭到银行拒绝。其二,因回收期长且不确定因素较多,导致金融机构“惜贷”,在江苏较为成熟的纺织、钢铁、化工等制造业、产能合作领域,基本需要5—10年的中长期贷款,加之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难以为了一笔贷款从始至终跟踪,很多银行往往不愿意冒险。其三,融资出现非均衡性现象,出于某些客观原因,国有、民营上市企业,除银行贷款外,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利用多元化的资金渠道获取资金。且由于商业银行贷款、并购贷款等专项贷款更加倾向于国有企业,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走出去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自然较高。

  (四)专业中介机构及国际化人才存在短板

  一般而言,企业海外投资或跨境交易,都会寻找专业的中介机构或团队,企业内部也会组建业务团队,两者密切合作进行经营决策、确定交易细节。但是,从江苏本土来看,专门针对企业对外投资领域的投资咨询、财务会计、资产评估、管理咨询、律师等中介机构尚不健全,而外资中介服務机构往往收费昂贵,从成本考虑,一些企业往往却步于聘请有专业经验的国际化投资中介机构,加之企业内部国际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也出现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一些江苏企业中由于项目设计不合理、资源调配问题等,使得项目存在正常运作过程受到阻碍、投资隐藏矛盾难以发现等问题。

  三、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一)日本

  1.产业选择。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形式发生了转变,放弃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接着重视重化工产业发展,形成了产业变化。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产业以服务、汽车、高新技术等行业为主,尤其是欧美国家。对欧美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占领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同时还可以避免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与欧美国家出现摩擦。与日本在欧美国家的投资产业对比而言,日本在亚洲国家所投资的产业大部分为制造行业,目的在于降低制造成本,这也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贯彻应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在亚洲的投资产业以制造行业、资源开发行业为主。

  2.重点塑造品牌,突出技术优势。日本企业在欧美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行业以家电行业、汽车产业为主,主要优势在于日本企业独有的高新技术与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当时,日本的国际著名品牌繁多。相关史料记载,1975年在美国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全球企业排名中仅有4家日本企业入围前50名。经过十余年的发展,1989年入围的日本企业增长至17家,其中前4位均为日本企业。品牌塑造方面,20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就在品牌塑造与形象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70年代末80年代初,松下、本田、丰田等大量国际知名品牌已经深入人心。80年代,日本企业凭借着独有的高新技术与优良的品牌形象,在欧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当时引领着美国的汽车行业、半导体行业[4]。

  (二)韩国

  韩国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海外投资,但是在起初的20年的时间里韩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展十分缓慢,直至后期出现了三星、LG等国际著名企业后韩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事业才进入飞速发展阶段。

  1.对外投资以工业制造业为主,推动国内产业优化升级。20世纪60年代末期,韩国在实行出口战略转变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国际贸易投资的经验,同时还在出口贸易期间经过市场历练提高了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造就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所有权优势。韩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规模与美国企业、欧洲国家企业相比,其投资规模更小。且韩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以工业制造行业为主,由此推动了国内产业的优化更新。

  2.对外投资主体以大型企业为主。韩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大多为大型企业、大型财团。出现这一情况与韩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有着密切联系。韩国大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获得了韩国政府的全力支持。韩国在坚持“技术立国”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引导国内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其中大型企业首当其冲,韩国对外投资企业主要为大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占据了韩国海外投资规模的98%以上。韩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之一就是利用大企业规模较大的优势,充分发挥大企业的资本、人力、管理优势,主导对外投资的动态。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企业涵盖了国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其中对于国有制企业投资来说,政府需要进行严格高效的监管,否则极易导致对外投资失败或失控。

  3.设有专业机构提供权威的信息咨询服务。韩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设有专业机构对投资国家的准入政策、法律规定、政治环境、税收制度等进行全面分析,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精准及时的信息。并且,韩国工商部门、驻海外的韩国商会等机构也能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三)印度

  1.全力发展软件药物等产业。1984年印度政府鼓励国内全力开发软件行业,将电子工业产业作为国家的核心产业,力求利用教育与电子将印度带入新的21世纪。当时印度的计算机软件行业与药物制造生产行业飞速发展,成为印度进行海外投资的优势。印度计算机软件行业与药物制造生产行业的对外投资目的在于学习发达国家最前沿的理论与技术,掌握经营管理模式,进而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与管理模式,为拓展市场,更好地开展对外投资奠定基础。

  2.市场环境较为自由宽松。印度市场环境较为自由宽松,政府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塑造了高度自由的环境与氛围。印度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大多为企业为自身发展、获取经济利益所驱动。市场规律推动了印度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也使得印度跨国企业综合竞争力持续提高。

  3.拓展海外市场获取能源。印度是石油、金属等天然资源的进口大国,这一贸易现象使得印度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基于进一步稳定天然资源的供给需要,印度大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扩展计划。2005年印度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在俄罗斯的天然能源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把投资金额提升到250亿美元。

  4.现代服务业投资比例较高。当前,国际对外投资的各种方式中现代服务行业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印度现代服务行业对外投资的优势也逐渐凸显,且已经具备了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的实力。如印度计算机软件企业大多数都进行了海外投资,投资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这些国家对信息产业的需求较为强烈。印度对外投资中现代服务业占比较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印度群众的平均学历相对不高,国内普遍缺少综合素养较高的劳动力,硬件设备相对薄弱,且国内制造业发展受到了阻碍,所以能够接纳素质较低的劳动人员,还可以引进高素质人群的服务行业繁荣发展。二是印度实行的精英教育,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综合人才,更加容易为现代服务行业发展服务。

  (四)借鉴与启示

  1.在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政府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企业境外投资时的权益保障,不仅设立了政府开发援助部门用于落实海外投资政策,还成立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用于保障企业海外投资权益。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上述两项制度主要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开展境外投资。韩国政府则视自身市场经济环境出台了《扩大海外投资方案》《海外资源开发促进法》等法律政策,全面推动了韩国企业对外投资。政府为推动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所设立的部门、制定的政策与制度都十分值得参考。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政府要承担职责,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提供全面的服务与强有力的支持。

  2.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根据海外投资需要建设了较为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用于服务企业海外投资。政府累积了通过各项产业与经济政策来扶持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经验,建立了成熟的企业海外投资途径。且拥有较为完善的行业中介机构与管理协会,用于制定健全的数据信息分享服务与专项人才培养体系。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与战略上的支持,同时当地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行业、保险行业等主体也需要在信息服务、人才培养、政策扶持、保险等方面提供综合的配套服务。如日本的海外投资信息提供机构就有遍布全球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等;融资渠道方面,日本除了政府的政策银行外,还有民间银行、地方银行积极地为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服务;保险服务方面,则由日本贸易保险对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全方位的风险防护。同时,日本经济团体、日本商工会议机构、行业协会也予以了积极扶持。日本特有的综合商社更是起到了主要的扶持作用,在信息公开、材料分享、融资渠道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3.企业要实现海外投资产业的结构优化就必须要将海外投资战略与国内发展计划相融合,齐头并进。在高新技术研发设计领域,利用在发达国家建设技术研发部门,借助发达国家高素质人才的优势,全面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针对产能即将或已经过剩的产业,则可以通过对外转移产能的形式来进一步延缓产品淘汰时间。

  4.积极搭建沟通衔接桥梁,引导海外投资企业在境外抱团并形成合力,打造国内产业集聚区整体走出去,在强化企业境外生存力与竞争实力的过程中,缓解在境外单独应对市场竞争的风险。首先,可以以国企拉动民企。开展海外投资可以由国企先行,民企随后进行以降低投资风险。如国企以在境外投资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为先驱,民企制造行业紧跟其后,搭建“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共同发展局面。其次,以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大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配套服务企业需要相应紧跟,以打造产业集聚区。如日本典型的系列制企业,一家大型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所从属的配套企业也将一同跟进。如日本企业在智利投资的ES-CONDIDA铜矿项目,投资方为日本的三菱商事、三菱材料、日矿金属,融资主体则涵盖了三井矿产、住友金属、日铁矿业等。最后,链条式发展模式。将不同产业、不同融资渠道等连接起来,在境外投资的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链条,开展紧密合作、互惠互利。如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往往都是制造业大型企业、配套的零部件企业、物流企业、商社、银行等一系列跟进,打造链条式发展模式。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企业走出去的路径分析与政策建议

  (一)路径分析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企业走出去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打造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积极引导江苏省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与聚集发展,加大开发区境外发展脚步,鼓励条件优良的开发区与西港特区联动开发,积极投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实现产业升级,加大对外开发空间。二是鼓励境外技术并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设立或并购研发中心,通过多种方式收购境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先进制造业企业,持续提高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三是积极鼓励优势产业拓展海外经营。充分利用海外低成本劳动力与低价土地资源,引导江苏省传统优势行业在海外建设加工基地,开发拓展新的经济效益空间。四是鼓励境外品牌收购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采取多种形式兼并、收购境外企业,特别是境外成熟品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实现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五是深化境外能源资源互利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在短缺资源领域从事境外资源投资开发,以多种形式共建全产业链经营,推動江苏省农业、新能源境外投资合作加快发展。六是积极引导服务行业进行境外投资。充分发挥江苏省服务产业外包的优势,注重配套服务的提供。七是加大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国有企业进行密切衔接,提升境外工程接包水平。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指导企业积极与各类金融主体开展密切合作,通过BOT、PPP、RPC等多种形式进行海外基础设施建设[5]。

  (二)政策建议

  1.健全政策扶助体系。首先,强化政策引导。健全政府工作评价体系,建立GNP核算意识。全力开展海外投资必备知识的宣传与培训工作,海外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宣传政府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扶持政策,营造鼓励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的市场经营氛围。其次,提升海外投资的便捷性。提升企业境外投资审批效率,优化审批流程,打造境外投资“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境外投资管理形式。使得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文件数据更加简单,减少外汇登记、对外担保等手续,推动跨国企业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改革以及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改革。鼓励并引导企业使用人民币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再次,加大财政帮扶力度。积极争取国家政府、省政府设立的海外投资专项资金,健全江苏省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政策帮扶力度,尤其是要重点扶持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建设,重点培养本省跨国企业,重视跨国经营综合团队建设。建设省内境外投资、境外工程的政策性保险平台,以完善的保险服务降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最后,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全面落实国家政府、当地政府在融资信贷、保险等方面的金融政策,鼓励引导金融机构丰富融资担保方式,接纳境外资产、股权、出口退税单据等作为担保。积极创新多元化的境外股权投资基金,鼓励满足条件的企业在境外融资上市。

  2.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一是健全重大国际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完善的国家重大国别与地区的风险评估体系,通过预警机制来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大对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境外投资监管,坚决维护我国企业与人员在海外的合法权益。积极鼓励引导保险公司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项目风险咨询服务与保险服务。二是注重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完善境外安全责任保护制度,企业要重视境外企业的安全工作。组织企业内员工开展安全防护教育、当地法律法规教育与社会民俗风情培训,主动应对防范境外经营风险与安全风险。企业要依法依规为派遣海外员工缴纳保险。三是优化境外企业监管机制。将企业境外投资市场信息数据收集作为日常工作开展,尤其是对企业境外投资时出现的不良数据、非正常经营情况进行记录,并公开发布共享,为境内投资企业提供风险防范依据,全方位防范境外经营风险。

  3.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一是做好引导服务工作。鼓励企业差异化发展,搭建境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发挥友好城市及全球锡商联盟等渠道的作用,完善境外投资协作网络。二是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对企业走出去的引导鼓励作用,建设学习交流、人才培训、政策支持、风险管控、咨询服务和抱团发展六大平台。简化出国(境)审批手续,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企业检验检疫和通关便利化水平。三是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以优惠政策、扶持计划等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培训结构开展紧密合作。以企业的人才需求为基础,利用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岗位人才实训等不同形式来培养综合型人才。重点加大跨国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力度,提升其专业技术能力。定期组织境外投资人才交流活动,加大对境外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

  参考文献:

  [1] 冯雷,杨圣明,夏先良,申恩威,冯远,王迎新,张宁,董萍,遇芳,潘默,李恰,杨锦权.关于“走出去”战略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60):39-5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6-03-18.

  [3] 严兵,张禹,李雪飞.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基于江苏省企业数据的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6,(4):85-98.

  [4] 程永明.“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日本企業海外发展的启示[J].东北亚学刊,2015,(4).

  [5] 张慧,王国庆,彭璧玉.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新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6,(9):129-132.[责任编辑 文 娇]

《“一带一路”视阈下江苏企业走出去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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