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

 　　摘 要：基于2003-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①，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吸引来自其他地区清洁型外资流入，有助于抑制环境污染，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

　　关键词： 异质性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波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3-0065-06

　　《金融理论探索》(原《金融教学与研究》)是由河北金融学院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金融学术期刊。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5月。本刊致力于建设金融经济理论、扶植金融学人，坚持“求真、求实、求用”的学术原则。

　　一、引 言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环境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不容乐观。与此同时，我国处于经济增长的“三期叠加”阶段，GDP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持续下降到2019年的6.1%②，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路径尚未形成。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但FDI“污染避难所效应”也对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利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引导FDI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其对环境质量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引导FDI促进清洁技术运用及污染治理，“熨平”经济波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目前，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有：(1)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早期主要从理论上证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1] ，后期大多通过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2-6]。(2)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乘数加速理论强调投资和经济的扩张与收缩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7-10]。(3)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针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理论界基本形成了“遵循成本说”和“创新补偿说”两大观点，大量文献针对这两种观点展开了实证研究[11-14]。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15，16]。目前，国内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较为丰富，但研究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的文献相对较少，且主要通过构建DSGE模型进行分析[17，18]。

　　总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较为鲜见;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展开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但缺乏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阐述。由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各有特点，对不同排污主体的影响存在差异，现有研究也未涉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经济波动的差异性分析。为此，本文将环境规制、FDI与经济波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直接效应和FDI效应;将环境规制区分为三种类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不同来源地FDI的交叉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考虑空间性、动态性和环境规制的内生性，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

　　二、理论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至今未得到一致明确的结论。短期来看，高污染、高能耗企业为规避本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偏向于选择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地区)。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就会流向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的国家(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是将高污染、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污染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清洗掉，存在“去污存清”的作用 [19]。长期来看，随着社会各参与主体环保意识的增强，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会诱发外商投资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引进先进治污设备，提高其在行业的竞争优势。当外商投资企业的创新收益超过治污成本时，则会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近年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各地区政府引资政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逐渐将环境因素纳入评价体系，对清洁型、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大力引进高质量产业 [20，21]。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通常会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经济波动。一方面，大量FDI的流入会引发国内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FDI通常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信用级别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愿意将资金贷放给外资企业，企业融资约束减小，引起投资大幅增加，产出增加，导致国内经济过热。相反地，当大量FDI流出国内，国内物价下跌，企业融资规模缩小，投资减少，产出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下滑。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1。

　　H1 环境规制通过影响FDI的流向与质量进而对经濟波动产生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FDI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22]。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提出了较高的清洁技术标准，增加外资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不利于外资引入。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相对灵活，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依据污染的排放量交纳排污费。清洁型的外资企业通常排污量小，交纳的费用也相对较低;污染型外资企业则相反。因此，通过实施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对外资企业进行“清洗”。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工具是指企业及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主动行为，不具有强制性，被规制企业可以自愿选择。通常自愿参加有利于外资企业提高其市场认知度和公信度。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H2。

　　H2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经济波动。选取各省份GDP 增长率作为度量指标，运用CF 滤波法提取周期性成分[23]。

　　2.环境规制。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型(ER1)、经济激励型(ER2)和自愿意识型(ER3)[24，25]。ER1用单位GDP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件数来衡量，ER2用单位GDP排污费收入来衡量，ER3用单位GDP环境污染来信总数进行衡量。

　　3.FDI。以各省份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进一步分为港澳台外资GTit和来自其他地区外资FIit。

　　4.控制变量。引入CSit、IVit、TRit、ISit及TSit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CSit用消费支出增长率衡量，IVit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衡量，TRit用净出口增长率衡量，ISit用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衡量，TSit用 DEA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

　　5.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各省市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26]。

　　以上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相关变量及定义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直接影响

　　考虑到环境规制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27]，以其滞后一阶以上作为工具变量，运用系统GMM两步法稳健标准误估计，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知，ER1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不显著，表明ER1与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ER2和ER3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这两类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拐点值均为5。ER1具有技术强制性，其“一刀切”的方式没有给予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的权利。ER2具有市场灵活性，一旦越过环境规制的阈值，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外，还有助于其他类型技术创新的共同增长，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越过阈值的ER3对政府具有倒逼作用，引导绿色投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熨平”经济波动。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消费波动(CS)和投资波动(IV)增长加剧经济波动，净出口(TR)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调整(IS)和技术进步(TS)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主要推动力，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

　　(二)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FDI间接影响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ER1和ER3及其与FDI的交叉项均不显著，表明这两类环境规制均未能通过FDI影响经济波动，强制性技术标准或行政命令对FDI流入不利，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还不强，难以发挥FDI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效应。ER2显著为负，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本身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但是与FDI的结合不利于减缓经济波动。原因主要在于短期内环境规制增强对FDI流入有负面影响，也与FDI未做进一步区分有关，整体来看交互效应加剧了经济波动。

　　考虑到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差异，并且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将FDI按照来源地区分为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地区外资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中港澳台外资GT的估计结果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港澳台外资GT的交叉项均不显著，说明这两种环境规制的增强对较低环境标准的港澳台投资的倒逼作用不明显，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降低经济波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系数不显著，但与港澳台外资GT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港澳台投资的交互作用也未实现污染抑制效应，不利于环境治理，会加剧经济波动。从其他地区外资的估计结果来看，只有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外资FI的交互效应才能显著降低经济波动。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吸引来自欧美的清洁型外资流入，长期来看有利于抑制环境污染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减缓经济波动。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指标。(1)利用GDP增长率的5年滚动标准差作为经济波动的度量指标;(2)对环境规制的三种形式，分别用相关衡量指标进行替换。其中，ER1用环评制度执行率代替，ER2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代替，ER3用两会环境提案数代替。整体样本估计结果中，除不显著的变量外，其他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系也尚未变化，表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③。

　　FDI分样本估计结果中，与前述结果稍有不同的是，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其他地区外资对减缓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其他地区外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明显，其他情况下，变量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再次验证估计结论的稳健性③。

　　2.重新选取工具变量。用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环境词汇占比、受教育情况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28，29]。

　　整体样本估计结果中，直接效应相关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ER1与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系不存在，而ER2和ER3与经济波动依然保持倒U形关系。FDI效应相关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略有不同的是，经济激励型環境规制的作用效应更为显著。FDI分样本估计结果也未发生明显变化，但用外部工具变量替换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其他地区外资的交互效应对经济波动的促进效应不再显著;也进一步表明，命令控制型对经济波动的调节效应有限。综上可知，替换工具变量后，研究结论保持稳健③。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以上利用我国2003-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自愿意识型，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直接效应及FDI间接效应，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与经济波动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一刀切”的方式没有给予企业选择技术创新的权利;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相对灵活，一旦越过环境规制的阈值，除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外，还有助于其他类型技术创新的共同增长，有利于减缓经济波动;越过阈值的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政府具有倒逼作用，引导绿色投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熨平”经济波动。(2)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对较低环境标准的港澳台投资的倒逼作用不明显，不能减缓经济波动;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利于吸引来自其他地区清洁型外资流入，有助于抑制环境污染，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启示：(1)我国应丰富环境规制手段，逐步实现环境规制由命令控制型向经济激励型转变，最大化实现对投资及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2)通过政策优惠及自身科技人才优势吸引来自欧美的清洁FDI进入，并对部分来自港澳台的污染型FDI进行限制，强制“精洗”，去污存清，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注释：

　　① 之所以选择2003-2016年的数据是因为本文对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都进行了细分作异质性分析，为保证所有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所以将时间样本限定在这一期间。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③ 受篇幅限制，具体结果省略。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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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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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异质性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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