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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职称论文发表国家重点贫困县乡村振兴之路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农业经济科学论文发布时间:2018-07-24 10:40:47浏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冶 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选择跨越式发展的道路,避免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害,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在扶贫攻坚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做好生态移民工作,优先实行免费的十五年教育,深化机构改革和产权改革,推进全域旅游。

南方农业

  《南方农业》(月刊)创刊于2006年,是由重庆市农业委员会主管,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学术刊物。本刊虽非中文核心期刊,但提倡学术办刊,保持刊物的严谨性和刊载内容的科学性。办刊宗旨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反映创新性农业应用基础研究和新技术,传递农业前沿技术研究信息、报道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为重庆及整个南方的农业科研、技术交流和农业发展服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层面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不具备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条件的地区。 其主体功能是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生态系统稳定;只允许适度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发展不影响主体功能定位、当地资源环境可承载的产业,进行必要的城镇建设。 2010 年《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 国发也2010页46 号) 确立全国 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 436 个县( 含县、市、旗、区等),其中 261 个在连片特困地区 ,236 个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二者重合的有189个,合计有 308 个贫困县。 也就是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达 70. 64% ,远远高于全国贫困县29.18% 的比率淤。 这就决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贫困县乡村振兴之路具有艰巨性与特殊性。

  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的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代突出矛盾的关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薄弱环节。

  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较大差距;二是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这两个差距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成反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乡差距越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城乡差距越大。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16》 ,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31 194. 8 元、11 421. 7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 2. 73;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级行政区是上海,上海也是优化开发区,其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2 961. 9 元、23 205. 2 元,二者比为 2. 28 颐 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省级行政区是甘肃省,甘肃省也是拥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最多的省之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有 27 个,其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3 767. 1 元、6 936. 2 元,二者比为 3. 43 颐 1。 其中,甘肃省张家川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 132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 403 元,城乡收入比为 3. 54 颐 1;上海市 2015 年的唯一县———崇明县(2016 年改为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 940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 795 元淤,二者比为 2. 02 颐 1。 张家川县城乡收入差距几乎是崇明县的两倍。崇明县与张家川县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分别为

  1. 98、3. 48,两地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农村远高于城镇。 从教育、通讯、交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来看,上海市比较小,甘肃省比较大。 崇明县几乎所有的农村幼儿都可享受 3 年的学前教育,所有村庄都通了硬化公路、互联网和自来水,都建立了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系统;但张家川县许多偏远农村没有幼儿园,也没有硬化公路和互联网,饮用水得不到安全保障,垃圾和污水基本上没有处理。

  以上分析推导出,城乡发展不协调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更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最突出表现是国家优化开发区( 如上海市崇明县) 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 如甘肃省张家川县) 的农村发展水平相差大,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更严重。 因此,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是解决新时代突出矛盾的关键。

  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还由于这些贫困县多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国防安全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大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难度;它们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对我国的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水土资源保持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如面积最大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有 353 394 平方公里,全部为贫困县,是藏、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 25% 、黄河总水量的 49% 、澜沧江总水量的 15% 来自这一地区[1] ,有“ 中华水塔冶 之称,是全球大江大河、冰川、雪山及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其径流、冰川、冻土、湖泊等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有巨大的调节作用。再如面积最小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面积为 7 119 平方公里,全部是黎、苗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是革命老区。 它是海南主要河流的发源地,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的原生地,我国小区域范围内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我国最大的热带植物园和最丰富的物种基因库之一。 其生物多样性不仅对海南的整个生态系统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有重大影响。

  2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超常规发展

  要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根据其自然禀赋、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合适的发展速度、合适的发展目标。

  2. 1摇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的自然禀赋不允许其选择常规发展模式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都是处于山区,交通不便,工商业基础薄弱,除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矿产开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外,没有发展其他工业的比较优势,而且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矿产开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强度也会受到限制,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不得损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以确保天然草地、林地、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等绿色生态空间面积不减少。 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振兴乡村不能选择常规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只能发展农业。 发展农业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专业化( 单一化) 、市场化、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为特征,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也称工业化农业或农业工业化;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的农业生态化,也称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其基本特征是小规模、自然循环、本地化、多样化、多功能化。 经验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选择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无法从整体上摆脱贫困,而且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引起更严重的生存问题。 如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勐腊县在 2010 年前曾大规模砍伐天然的热带雨林和杂草,连片种植橡胶和香蕉。 虽然农民的整体收入有一定程度提高,森林覆盖率也没有明显下降,但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变得逐渐严重,水质也因为农药化肥的施用而变差,而且,多数农民因收入单一化而降低了对市场风险的抵抗能力,无法确保生活富裕。

  2. 2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的发展水平不允许其按常规速度发展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大多是深度贫困地区,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都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必须以超常规速度发展。 因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 ,其重要的指标是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接近、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差不大。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不仅内部的城乡差距大,而且其农村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 从《 中国统计年鉴 2017》 来看,2016 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3 616. 2 元、12 363. 4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 2. 72。 而甘肃省临潭县(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0 971 元、6 055 元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 3. 4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来看,2016 年全国还有 0. 7% 的村没有通公路,其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集中的西部地区未通公路的村有1. 7% ;通村公路中水泥路占的比例全国平均水平为76. 4% ,西部地区只有70. 2% ;全国农村有46. 5% 的家庭没有完成厕所改造,其中西部地区为 50. 9% ;全国未得到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村分别为 26. 1% 、82. 6% ,西部地区分别为 39. 7% 、88. 4% ;全国没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占 67. 7% ,西部地区占 67% ;全国没有卫生室的村、没有执业( 助理) 医师的村分别占 18. 1% 、45. 1% ,西部地区分别占13. 1% 、50. 1% 于。 整体而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要缩小内部的城乡差距和与发达地区农村的差距都必须在农村中按超常规速度发展。 要让其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对其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也要超过常规的递增速度。

  2. 3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的功能定位不允许其选择常规发展目标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贫困县多是生态环境脆弱或因人口过多已超过生态资源承载力的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在选择乡村振兴的目标时,应打破常规,以人口总量下降、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减少和城乡居民占用空间缩小为目标,不应以常规的增加县域内人口总量、增加居民点占用的空间为目标。 降低人口总量就是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通过跨县的生态移民和支持青年农民上大学引导一部分人口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之外的城市化地区转移。 减少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就是要将农民从生态脆弱或远离中心村、交通不便的自然村转移到区域内的县城、中心镇、中心村。 生态脆弱的自然村往往自然资源贫乏或自然灾害多发,其居民无法就地脱贫致富,必须实施生态移民;远离中心村、交通不便的自然村,建设成本高,施工难度大,要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难度很大,也必须通过搬迁才能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 缩小城乡居民占用空间,就是严格控制乡村建设的强度,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维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应在现有城镇布局基础上进一步集约开发、集中建设,重点规划和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的县城和中心镇,提高综合承载能力。 其乡村建设应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确保绿色生态空间不减少。

  3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超常规发展的可能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尤其是习近平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主要思想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的美丽中国论、美好生活论、绿色发展论、生态生命论、绿色制度论等构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3]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通过超常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3. 1 “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加快发展提供了保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冶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 解释为: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农业农村最大的短板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网络不健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村人居环境差。 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就是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这些措施有可能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加速乡村振兴的步伐。 这些短板在贫困县表现得最为突出,补齐贫困县农业农村的短板将成为重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获得的支持将更大,乡村振兴的步伐将更快。

  3. 2 “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加快发展提供了可能

  党的十九大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 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功能的,它的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满足程度。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广大农村是供给生态产品的主体。为了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供给能力,必然实行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加快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美丽乡村的建设速度。 2017 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达到 627 亿元,其中甘肃省最多,达到 51. 7 亿元淤。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和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重视度提高,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会逐年提高,省级财政也会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 如海南省在 2017 年决定,单独为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生态功能区的四市县设立 5 亿元的“ 重点补助冶 ,以后每年在上年补助额基础上,先将当年省财新增资金的 50% 补助给四市县于。

  3. 3 “ 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冶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快速振兴提供了助力

  党的十九大将“ 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冶 作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同时习近平也提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必须聚焦深贫地区[4] 。 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不仅是深度贫困地区,而且多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三者中的二者为一体。 对这些地区进行聚焦,加大支持力度,必然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快速发展提供政策、资金、人才支持。 2017年,中央财政下达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转移支付和专项扶贫资金分别达到 87 亿元、704 亿元、167. 42 亿元、860. 95 亿元。 其中,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向西部地区、贫困革命老区、贫困民族地区、贫困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倾斜,聚焦脱贫攻坚主战场,分配给中西部 22 省份的资金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

  结语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308 个贫困县,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多数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的深度贫困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和难点。 它们的乡村振兴,有助于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不和谐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处于山区,交通不便、工商业基础薄弱,没有发展其他工业的比较优势,又属于国家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区域,不能通过常规的工业化实现乡村振兴。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县必须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及其融合产业,促进农民增收、乡村变美,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协调发展。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内部的城乡差距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农村农业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要如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必须按超常规速度发展。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要充分利用“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冶 “ 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冶 等战略提供的机遇及其配套政策,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打好乡村振兴的基础,让这些地区的农民在脱贫之后能迅速走上致富之路。 易地扶贫搬迁要特别关注搬迁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与文化融入问题;产业扶贫应突出竞争力指向和绿色生态指向;教育扶贫应过渡到免费的十五年教育,让学龄前儿童接受免费的三年幼儿教育,让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高中或中专接受免费的三年高中教育或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乡村振兴的目标不应是常规的人口总量和居民点占用空间的增加,而应是人口总量下降、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减少和城乡居民占用空间的缩小。这就必须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村居民和干部党员通过保护环境和建设美丽乡村来振兴乡村。

  参考文献:

  [1] 摇 刘平. 75 亿:保护“ 中华水塔冶 [J] . 中国国情国力,2005(12):26-28.

  [2] 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 . 人民日报,2018-02-05.

  [3] 摇 沈满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从“ 两山冶 重要思想到生态文明思想体系[J] . 治理研究,2018(2):5-13.

  [4] 摇 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N] . 人民日报,2018-02-15.

  [5] 摇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脱贫攻坚[N] . 人民日报,2018-03-06.

  [6] 摇 付少平,赵晓峰. 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8-17.

  [7] 摇 叶兴庆.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J] . 改革,2018(1):65-73.

  [8] 摇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 . 人民日报,2018-03-09.

  [9] 摇 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N] . 人民日报,2016-04-29.

  [10] 摇 杨青贵. 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冶 对集体所有权制度的冲击与调适[J] . 求实,2017(4):78-87.

  [11] 摇 习近平.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7-09-01.

《农业经济职称论文发表国家重点贫困县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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