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化策略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农业经济科学论文发布时间：2018-10-08 10:17:18浏览：次

　　目前, 我国发展生态农业采取的农户自发模式、纯粹市场激励模式和政府支持与干预的诱导模式很难在中长期成为主导模式。降低生态农业供给成本是实现生态农业普遍、持久发展的关键, 而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是降低成本的最佳途径, 具备成为未来生态农业发展主导模式的条件。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需要采取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如果以政府和农户为主导, 采用项目制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式, 则很难激励技术供给方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能实现规模效应的长期、持久提供生态技术服务与产品的产能。因此, 应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市场化机制, 激励企业在能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县域城镇, 建立可提供长期生态农业技术服务和产品的固定工厂和机构, 以此推动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

　　《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紧贴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脉搏,透视乡镇企业热点,大容量反映乡镇企业动态,及时提供对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有实用价值的信息、经验与知识,迅速把乡镇企业形象推向社会,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主要栏目：特稿、本期观察、本期推荐、专题报道、学习与借鉴、美丽乡村、科技创新、品牌推介、专家视点、农学院、咨询等。

　　一、引言

　　无论是从学者研究看, 还是从政府支持投入看, 对如何发展生态农业都付出了较大努力,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成效更多表现为短期性和局部性特征, 农户发展生态农业仍缺乏持久性和普遍性。结果从整体和长期看, 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生态农业在农业产业结构中占比依然很低。如, 生态农业技术中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既能减少农户的化肥投入量, 又能增加产量, 但从最早试点地区安徽省太湖县看, 尽管该技术已推广了10多年, 可目前总体的采用率只有31.65%。[1]因此, 如何突破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推广机制, 实现生态农业技术的广泛使用和生态农业的普遍持久发展,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实上, 农业部重点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还田技术、农家肥施用技术、病害虫综合治理、免耕、精细施肥等10项生态农业技术, 都与农户追求产量和国家的粮食安全目标相一致, 即这些生态技术的科学实施都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产量。同时, 农民也知道施用更多的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造成的残留将对水体、空气、土壤产生严重污染, 进而对其自身的健康产生伤害。那么, 为什么与农户追求产量目标相一致且能减少对其自身伤害的生态农业技术的采用率会如此低呢?从根本上讲, 农户之所以没有采纳生态农业技术, 是其充分考虑和比较在目前产业环境下实施生态技术的成本收益与不实施生态技术的机会成本和收益后所做的理性选择。因此, 要使学术研究和具体实施机制更为有效, 必须打破原有的研究和推广机制框架, 在新的机制下使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发生较大变动, 从而使发展生态农业成为农户的自觉行为。以往研究大多是在既定的收益结构下, 讨论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户发展生态农业, 并且主要集中在农户的家庭特征及所面临的既定组织特征方面。[2,3]本文主要研究降低发展生态农业的供给成本, 从而增加生态农业收益这一关键问题。

　　二、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反思与矫正

　　(一) 农户自发模式和纯粹市场激励模式很难成为生态农业发展主导模式

　　1.农户自发模式是指在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干预下, 农户自觉地实施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生态农业, 如农户施用自制的农家肥料。对于政府而言, 这种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成本最低, 但其实际实施的比例也极低, 只有那些时间较为充裕, 不计自身的劳动和时间成本, 并且较为勤快的农民才会自觉实施, 而绝大多数以盈利为目的农业生产主体不会采用这种自发模式, 自觉地使用这些费时费力的生态技术。因此, 这种模式很难成为今后的主导。

　　2.纯粹市场激励模式是指农业生态行为实施者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规则, 向终端出售高品质生态农产品, 从而获得生态行为的回报, 并利用这一激励机制继续发展生态农业的模式, 其主要形式有生产者与消费者能直接联系的“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业等。但这种模式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均较高, 产出则较低, 目标消费群体数量较小, 所以也被称为“小众农业”。同时, 为了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需要支付较高的交易和监督成本, 因而这种模式也面临着信任危机。另外, 尽管从理论看, 对生产过程化学投入品使用量要求较为适中的绿色食品及其对应的生产行为, 较为适应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但在实践中, 由于其产品品质的信任品特征而产生的信任危机, 以及生产过程中巨大的实施和监测成本, 导致绿色食品在市场上表现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冷漠, 最终使绿色食品认证制度在实践上失去了可行性。[4]因此, 纯粹市场激励模式也很难成为发展生态农业的主导模式。

　　(二) 政府支持与干预的诱导模式难以实现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政府支持与干预的诱导模式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补贴及项目制技术推广方式, 激励、引导和示范农户实施生态农业行为, 进而促使发展生态农业成为农户普遍、持久的自觉行为。目前, 我国主要采取这一模式发展生态农业。由于这种模式旨在使生态行为成为农户的自觉行为, 可以避免纯粹市场激励模式中巨大的监督成本和信任危机, 因此, 在生态农业发展早期阶段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合理性。但由于目前实践中具体的实施和推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该模式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目前, 政府支持与干预的诱导模式主要体现为以政府和农户为主导的行政化和项目制生态农业发展形式, 而实践中该模式未能实现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具体看, 目前我国大多数生态农业技术推广采取的是项目制支持方式, 即政府主要以项目为载体推广生态农业技术。项目制是指政府将支农资金以项目的形式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分配的国家治理方式, 即通过国家“发包”、地方政府“打包”及村庄“抓包”的形式, 将各项生态农业技术通过项目运作推广给项目获得者。因此, 也有学者将这种方式称为“项目进村”和“项目下乡”。[5]由于项目的载体是一项农业技术, 所以从我们关注的角度出发, 又可将其称为“技术下乡”。另外, 为了具体的项目实施, 各项目还必须有一个承建方或施工方。这个承建方可能是一个企业, 也可能是政府部门下属的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事实上, 由于财力限制, 政府主要是想通过项目制的试点和示范效应, 使实施项目的农户持久采用这项生态农业技术, 并带动周边其他农户也效仿使用该项技术, 进而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从2005年起, 农业部重点推广的10项生态农业技术, 基本都是通过项目制进行推广的。政府为此花费了大量资金, (1) 但效果并不明显, 远没有产生由点到面的效果, [6]即项目制并未产生后期大规模供给和大规模需求的工业化和规模化效应。尽管大多数项目在实施的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由于缺乏长效机制, 往往项目一旦停止就难以为继。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生态农业技术在项目周期内得到了短期使用, 但项目完成后技术人员随之撤走, 结果导致技术难以得到持续的使用和扩散。如, 农村沼气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后续的管理技术供给和规模效应, 大多数农户的沼气池都会出现后期停用现象。即使是能被农户掌握的技术, 由于单个农户实施会产生较大成本, 最终也会被农民放弃, 如堆肥技术。项目制之所以未能实现工业化生产方式, 可从其运行机制中找到原因。项目制是典型的行政化运营方式, 其中政府和农户是主体, 项目的承建方———企业或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处于辅助地位, 有时承建方甚至是政府牵线组建的临时项目技术团队, 目的仅仅是在某一局部区域完成一个短期项目, 项目完成后承建方随之撤走。而且只是为了完成一个短期项目, 承办方也没有激励建立一个需要实现规模效应的产能。如果以农户为主体, 为每个农户建立一个其自己能够生产生态农资和服务的微型工厂, 即使单个农户能够完成后续的技术管理和实施工作, 但这又等于放弃了工业化发展和规模效应。这种承建方是名副其实的“走商”, 而不是具有资产抵押意义的“坐商”。因此, 以政府和农户为主体的项目制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形式, 难以形成能够实现规模效应的长期性、持久性提供生态技术服务与产品的产能, 因而导致其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短期性。

　　(三) 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是降低生态农业供给成本的最佳途径

　　具有规模效应的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在一个很大的规模内, 随着供给和需求规模的扩大, 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工业品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的大部分原因, 归功于工业化及伴随的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因此, 斯密在早期就已意识到, “农业由于它的性质, 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 各种工作, 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所以, 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 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7]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农业通过引入工业文明的机器设备和生物技术实现间接分工, 有效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目前较高的农业生产率, 就源于农业生产在耕种、播种、插秧、收获等非田间管理环节的机器化分工和工业化。而同时, 正是由于涉及农业生态技术应用的田间管理环节没有采取工业化的思路或模式并加以推广, 导致生态农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与实施成本较高, 进而抑制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如, 对于施用农家肥技术, 如果全程 (农牧业残屑粪便收集、堆肥、运输、施撒等) 靠单个农户自己实施, 则需要较多的劳力消耗, 无法实现规模效应。在劳动力价格较高的条件下, 即使给予一定补贴, 这些费时费力的绿色技术也容易被农户放弃。对此, 需要通过能实现规模效应、减少具体实施者劳力消耗的商业化、企业化即工业化的堆肥模式, 减少堆肥技术的施用成本。再如, 以户办为主的农村沼气建设也由于运营管理工作费工费时而被农户放弃, 大多数农户的沼气池都出现“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就停用”的浪费现象, [8]所以发展沼气也需要能实现规模效应的集中企业化运营。因此, 需要将工业化理念和生产方式引入生态农业发展之中, 即实现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具体看, 生态农业的工业化既是一种生产方式, 又是一种生产理念;不单是工业技术的引进, 也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理念的引进;旨在通过流水化作业、程序化工艺和大规模生产, 实现生态农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在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面, 则体现为将生态农业技术当作一项普适性、常规性技术加以推广, 而不是像以往将生态农业技术当作一种非常规、超前的技术。目前, 农业部已对10项生态农业技术进行了推广, 主要生态农业技术已基本成熟, 并且我国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管理的工程技术水平已与发达国家持平。[9]这就表明我国已具备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的技术基础。另外, 生态农业技术较传统技术更为复杂, 需要随着气候、土壤成分等当地、当时环境的变化, 做出即时的调整和指导, 并且生态农业技术最初的系统建设和设备配置投入较大。农作物的病害虫综合治理技术是体现上述生态农业技术特点的典型, 该技术需要将作物和病害虫看成一个整体, 综合所有因素及各种控制方法, 应用具有选择性的合成杀虫剂, 采取将病害虫抗性工程与自然控制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10]生态农业技术的这一特点更需要工业化模式的规模供给和规模需求, 以此消解和分担成本, 降低单位供给成本。

　　三、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的运营机制、载体及切入点

　　(一) 采取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

　　尽管发展生态农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即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特性, 但要真正实现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有必要采取企业化和市场化运营机制, 而不是目前的政府支持与干预的诱导模式。因此, 生态农业的发展尤其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需要以“最初靠政府、最终靠市场”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型机制来实现, 即政府支持企业或技术推广机构先行使此项技术具备产业化应用能力, 再给予一定的补贴以鼓励农户从企业以市场方式购买相应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随着规模效应的实现, 政府可逐步取消补贴, 完全依靠市场方式实现生态农业技术的持久、大规模应用, 从而使发展生态农业成为农户的一种“自觉”行为。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一运行机制中, 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十分明确, 二者表现为利益相互依存的效率型市场关系。而目前以行政事业单位为主导的行政化农业技术推广机制, 只适应相对简单、固定、静态的技术推广 (如良种和传统农药方法治虫) , 难以适应生态农业技术的特点和要求。这也是建立与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相适应的企业化和市场化主导型的社会化农业田间管理服务体系的客观原因。

　　(二) 县域城镇是企业化和市场化运营机制的重要载体

　　要真正实现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必须采取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也就是说, 政府的支持项目需要以技术的提供方为主体, 即以能实现规模效应、能形成长期和持久提供生态技术服务与产品产能的企业为主体, 并且这个主体的组织形式必须是法人企业, 而不是政府下属的科技推广机构。这样, 政府的主要支持资源就由农户转向技术提供方———企业, 政府更多的支持要围绕如何使企业形成持久的、能发挥规模效应的生态农业技术产品和服务产能。为使技术供给企业能获得城镇的聚集效应及需要足够市场需求量的生产规模效应, 应鼓励企业、工商资本到中小县域城镇 (1) 建立分厂和技术推广机构, 为发展生态农业提供技术产品与服务, 以更好实现生态农业技术服务的规模效应, 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局部小区域。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户属于风险规避型, 企业尤其是品牌企业在县域城镇建厂, 其“坐商”身份可形成资产抵押效应, 进而打消农户使用生态农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顾虑, 提高其使用信心, 也更有利于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与使用。同时, 选择县域城镇作为企业化、市场化运营的载体, 能够充分发挥县域城镇的区位优势, 发挥其连接城乡、扩散城市农业科学技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载体作用, 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充分互动。事实上, 以往推进“三化”互动的效果有限, 主要原因就在于将县域城镇的功能局限于规模有限的生鲜农产品加工基地及售卖农资、交易农产品的“商贸中心”, 而且连接城乡的县域城镇发展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城乡差距, 落后的县城就像一堵墙将城乡隔断。因此, 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县域城镇, 而工业化和生态农业在县域城镇的有机结合, 必将从根本上促进城乡融合。

　　(三) 以建设标准化堆肥工厂为切入点推进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可鼓励县域城镇首先选取需求量较大、增产效果明显的生态技术产品和服务为切入点, 而后带动其他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传统堆肥技术对原材料要求简单 (几乎所有农牧业和生活废弃物都可使用) , 并且具有病害虫发生率低、利于提升产量和农产品品质的优点。上世纪90年代之前, 由于化肥短缺, 传统堆肥技术一直被农户广泛使用, 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化肥和农药的大量生产与使用及农村劳动力价格上升, 这种费时费力的生态技术逐渐被农民放弃。现在农户即使使用粪肥做肥料, 为省事也多数使用没有经过充分发酵的“半生粪”, 肥料效果大打折扣。当然, 单一使用农家肥的土地产量必定受到限制, 但堆肥 (2) 和化肥合理搭配使用, 不仅增产效果优于单纯使用化肥, 而且有利于减少病害虫、提升农产品品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持土壤肥力。因此, 可将堆肥产品的标准化、商业化和工业化生产与推广作为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的切入点。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规范、监督畜牧业生产排泄物的排放, 同时加大堆肥生产技术的研发, 到2000年日本全国范围内堆肥的使用量已达化肥使用量的41%。[11]同时, 在县域城镇建设堆肥工厂, 可从多方面提升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目前, 城乡生活垃圾 (1) 、果蔬农产品废弃物、农作物废弃物、林草业剩余废弃物等非畜禽粪便类生物质, 也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而且这些废弃物中的有机物经过腐烂、分解流入水体后, 会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并形成污染。我国目前这些非畜禽粪便类生物质能源的利用率非常低, 只有5%左右。[12]如果鼓励在邻近农业废弃物的县域城镇建立堆肥工厂, 除主要原料畜禽粪便能得到利用外, 这些遍及在城乡的非畜禽粪便类生物质废弃物也可被随时收集, 并作为堆肥的原料加以利用。这样, 从土地带走的营养又归还给了土地, 部分地实现了农业的内循环, 不仅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也会随之解决。此外, 收集、运输这些非畜禽粪便类生物质废弃物需要大量劳动力, 可带动当地城乡居民的就业和兼业。一直以来, 农户收入低的部分原因是农闲时间农民不能充分就业, 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13]通过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所创造的劳动力需求, 可使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县域城镇汇聚, 使其加快融入现代社会分工体系, 并使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尽快成长为职业农民, 带动农民收入的整体提升。

　　四、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的推进策略

　　(一) 支持化肥企业转型及进行区域化和多样化生产

　　支持化肥企业 (2) 由传统化肥生产向绿色、高效化肥生产转型, 并促进其实现区域化和多样化生产。鼓励化肥企业在县域城镇建立分厂, 生产和配送符合当地土壤营养需求的测土配方专用肥料, 实现化肥企业的区域化生产, 加快实现规模效应。除使用测土配方肥料外, 还要鼓励相关企业提供施肥方法服务。目前, 我国化肥综合利用率低 (3) 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于农民在施肥数量、施肥时间及施肥土壤深度等方面的选择不当。[14]而且在所有的作物中, 蔬菜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最大。2012年我国蔬菜种植使用的化肥量为1214万吨, 约占化肥总使用量的23%。[15]因此, 应支持企业在果蔬特别是蔬菜生产中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服务, 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为区域内各类果蔬种植提供有针对性的绿色、高效专用肥, 实现化肥企业的多样化生产。

　　(二) 鼓励企业在县域城镇建立提供农作物病害虫综合管理服务的“坐商”机构

　　建立提供农作物病害虫综合管理服务的“坐商”机构, 在国外早已有大量实践, 并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应。如, 古巴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有害病虫综合控制计划;在计划建成实施的第一年, 全国农药使用量就减少了一半, 而后逐年减少;古巴有害病虫综合控制计划的实施, 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6]为控制由于农药大量使用而泛滥的褐飞虱病, 印度尼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末采取综合控制方法, 对害虫及其天敌进行识别和有规律的监控, 并指导农民农药的使用;结果农民的喷药次数从每个季度超过4次减少到平均不足1次, 农药使用量降低了60%, 而水稻产量提高了15%。[17]我国利用综合管理方法治理病害虫、减少农药使用量的空间非常大, 特别是加快在蔬菜等农药使用量大且频率高的种植业推广尤为迫切。考虑到运行成本问题, 可充分利用企业的专业化、灵活等优势, 鼓励其在县域城镇建立提供农作物病害虫综合管理服务的“坐商”机构。

　　(三)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当地城镇参与生态农业的工业化发展

　　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当地城镇从事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的相关行业, 既可满足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大量劳动力需求, 也可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因为随着大中城市工业和服务业技术构成与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步提高, 其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将降低, 并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在传统的服务业中, 很多简单、重复性就业岗位也呈现被智能化机器逐渐取代的趋势。因此, 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当地城镇就业, 既可解决一些简单劳动者对大中城市的不适应性, 还可为其逐步提升个人技能水平提供必要条件, 为未来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储备后续的生产者和经营者。

　　(四) 建设美丽宜居县域城镇以吸引相关企业和人才

　　为吸引相关企业和技术人才到县域城镇扎根置业, 在给予相关企业一定支持的基础上, 还应改善中小城镇的生活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城镇。如, 改善县域城镇的交通条件和环境卫生条件,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向县域城镇倾斜, 建设县域城镇到地级城市的铁路客运, 并逐步开通县域城镇的高铁运输。广阔的市场空间、宜居的生活环境、方便的交通等条件, 会使县域城镇成为生产和提供生态农业技术服务与产品的有效区域载体。从这种意义上讲, 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在于美丽县域城镇建设, 即宜居城镇将农业生态相关企业吸引到城镇后, 造成乡村污染的农牧业和生活废弃物将得到有效回收和利用, 乡村自然就会清新美丽。

　　五、结语

　　目前, 我国正被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和食品安全水平整体不高这两大相互关联的问题所困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两大问题, 必须在产业链始端农业生产环节实现生态化生产, 即发展生态农业。同时, 目前我国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 还是在农业生态技术的掌握上, 都具备了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的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用农家肥等生态农业技术的科学实施都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产量。换言之, 发展生态农业与农户追求产量和国家追求粮食安全的目标相一致。可见, 在具备上述产业条件的基础上, 如何降低生态农业技术的实施成本是实现生态农业技术普及的根本, 而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生态农业技术是降低生态农业供给成本的最佳途径。此外, 由于生态农业替代品的使用成本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 在以工业化理念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辅助以提高生态农业替代品使用成本的反向激励。如, 提高兽用抗生素等兽药价格, 停止对农药、化肥的研发补贴, 取消对常规化肥农药生产企业的财政补贴, 增收生产和使用常规农药和化肥的环境污染税等。通过这种反向激励, 也有助于农户发展生态农业逐渐成为“自觉”行为。此外, 这种基于食品安全“始端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普及性的生态农业工业化发展, 也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得到根本性和整体性提高。而这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把支持资源更多用于属于“大众农业”性质的生态农业发展上, 而不是更多用于服务少数群体的“小众农业”如有机农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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