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内容提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社员的生产行为，不仅影响农合社的运作效率与伦理氛围，更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农合社生存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模型，并揭示了内部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105位农合社社长和561位社员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能有效缓解社员反生产行为，且对人际偏差行为的作用强度高于组织偏差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通过影响社员心理资本，降低其反生产行为发生的概率;在此过程中，差序氛围弱化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和可持续成长有所裨益，为提高社员参与、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启示。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 反生产行为 心理资本 差序氛围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0）07—0117—12

　　《中国农资》杂志作为一个高端传媒，整合了平面和网络2大资源，与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国农资流通协会、中国市场学会、各省市农资公司、浩伦农科集团公司等有关单位构成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一个农资业界的高端平台。

　　一、引言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重点培育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合社）作为一种由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对开展农技推广、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元化服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具有重要作用。农业作为一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加工更多地依赖于从事相关活动的主体，而主体行为规范程度直接决定农业生产加工的效率与品质。换言之，社员的不规范行为，特别是利益驅动下的农业投入品违规使用等行为，将直接威胁农产品质量，乃至农合社的生存发展。这种故意违反组织规则，并对组织及利益相关者造成或预期造成损害的行为统称为反生产行为，该行为已成为诱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降低农合社运营效率及社会效益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如何有效约束与控制社员反生产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与规范个体行为，进而提升运营效率和绩效。其中，正式制度尤指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包括契约、激励及监督机制等，如Zhou等认为农合社内部规则对保障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具有重要影响。非正式制度则涵盖个体普遍认同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等;如钟真等认为人际信任会促进社员与农合社间的资源共享，进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控制效果产生影响。同时，组织支持理论进一步指出，使个体感受到组织支持，即个体组织支持感，也能提升生产行为的规范程度。其中，部分研究者重点探究了组织支持与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但结论却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支持能够显著降低员工反生产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组织支持对员工反生产行为不存在影响。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其支持性活动对社员反生产行为是否产生及产生何种影响，理论界仍尚付阙如。积极心理学理论认为，个体感知对心理状态将产生直接影响，而个体积极心理因素对反生产行为也存在影响效应。因此，积极心理因素为揭示农合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另外，社员心理资本除受个体感知差异影响外，还因组织氛围而不同，农合社分布于广大乡村地区，人际关系多建立在血缘纽带或地缘邻近性上，呈现差序格局特征，而农合社负责人与社员的交换关系深受差序格局影响，表现为农合社负责人会根据关系亲疏对社员进行归类并区别对待，造成社员知觉偏差扩大现象，不利于社员积极心理状态的形成，导致反生产行为的发生。因此，农合社差序氛围成为影响社员心理资本，并进一步作用于其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

　　鉴于此，本文基于组织支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及积极心理学等理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揭示其作用机理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论一方面有助于丰富组织支持理论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应用，有利于深化农合社治理的相关研究，对推进农合社规范化建设和可持续成长有所裨益;另一方面，也为提高社员参与行为、改善农合社绩效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推演

　　1.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作用分析

　　组织支持理论认为成员在工作中，会对组织关注其贡献和利益的程度形成一种整体性知觉，即组织支持感。具体而言，当组织成员获得并感知到组织或领导者的支持时，将表现出积极的工作行为，选择更加努力工作以取得更高绩效，从而推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反之，组织成员则可能实施对组织利益形成客观或潜在损害的消极行为。作为一种关键工作资源，组织支持能够为成员个体及组织本身带来积极影响，例如为成员分配更多资源，既可以满足本职工作需求，又能在其他领域形成溢出效应，进而提升成员工作态度和行为的积极性，降低反生产行为。反生产行为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组织偏差行为和人际偏差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能够有效缓解个体消极行为。一方面，农合社社长通过同社员的互动交流，了解其家庭与个人生活状况，借此表现出对社员及其家庭的关心，同时尊重、支持和理解社员履行家庭责任，形成情感性支持;另一方面，社长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向社员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例如技术支持、农资供给等，以协助社员完成农产品产销任务，形成工具性支持。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社员感知到农合社支持时，会选择与农合社建立更紧密的交换关系。作为回报，社员将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更高的组织承诺来履行角色内行为，如依照质量安全标准进行生产、同农合社保持长期交易关系等，由此社员反生产行为发生的概率将大大降低，农合社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得到保障，农产品生产效率和品质得到提升。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是降低社员反生产行为，提高农合社整体绩效的有效途径。农合社给予社员的情感性支持，能够增强社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密切农合社与社员的情感纽带，降低社员的退出概率，确保农产品产销关系的稳定性。农合社给予社员的工具性支持，可以激发社员的内在工作动机，使其充分体会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而提高社员工作满意度，一定程度上抑制违规施用农业投入品等组织偏差行为发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能够激发社员积极生产行为，进而降低反生产行为;

　　假设1a：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能够激发社员积极生产行为，进而降低组织偏差行为;

　　假设1b：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能够激发社员积极生产行为，进而降低人际偏差行为。

　　2.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资本通常是指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个体一般积极性核心心理要素，包括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四个维度。既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超越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能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有针对性地开发，进而提升个体或组织的竞争优势。

　　心理资本水平通常受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的影响。个体层面主要源自个体认知，其中组织支持感是提高个体心理资本水平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当社员感受到来自农合社的支持时，其心理资本水平会显著提高;组织层面则主要来自组织氛围以及组织支持等因素，即当处于高组织支持的环境时，社员会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特征，并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即使遭遇挫折，如农产品产量低、销售渠道不畅等，也能尽快恢复;反之，社员就会感知生产、销售等活动缺少保障，并生成挫败感，进而降低心理资本水平。即使农合社内部资源丰富、生产技术先进，目标也难以实现。然而，当社员充分感知到农合社的技术培训、人文关怀等组织支持时，其从事农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信心显著提高，自我效能感显著增强还会调动并提升个体积极乐观的情绪，从而对农合社发生的各项事件做出积极归因，心理韧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即使面临农产品生产经营困境，也能快速恢复，进而超越自我。与此同时，社员会做出积极反馈，主动探索更好完成农产品生产目標的途径（希望），即提高了社员希望水平。

　　而心理资本作为个体重要的积极心理能力，体现为个体面对特定任务、失败亦或成功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积极的状态，能够对个体工作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社员的积极心理状态，可以引导其表现出更积极的行为，如严格执行农合社有关规定、主动分享农产品生产管理经验、实现社员之间相互监督等，确保社员能够正确做事。同时，积极心理状态也可以使社员对自身与农合社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抱有希望，进一步降低社员消极行为，从而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提高农合社整体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心理资本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与社员反生产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a：自我效能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人际偏差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b：乐观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人际偏差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c：韧性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人际偏差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假设2d：希望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人际偏差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

　　3.差序氛围的跨层次调节效应分析

　　差序格局是指与特定个体存在关系远近、亲疏有别的关联状态，关系越近表明信任度越高、交往越频繁，反之则信任度越低，交往越少。组织中的差序格局主要影响领导的管理方式，及其与下属的互动方式，进而形成领导差别对待成员的差序氛围。差序氛围反映了组织成员与领导者关系紧密程度的差异，是组织权力配置和资源结构分布的客观事实，并不依赖于成员感知而存在。组织中的差序氛围，既会影响组织内部工作环境，如资源配置、权利分配、信息交流等，又会对成员心理感知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进一步波及成员心理状态，影响其工作行为。

　　由此可见，组织成员行为除受价值观等个体因素影响外，也受人际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具有高权力距离特征，组织领导决定着成员日常工作及未来发展。领导者会以关系、忠诚和才能为依据，对组织成员进行归类，并划分为“圈内人”与“圈外人”，且予以差别对待。较之“圈外人”，“圈内人”与领导关系更紧密，导致成员问资源配置的非对等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偏移效应，进而影响成员心理状态，进一步导致反生产行为的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在广大乡村地区，人际关系多建立在血缘纽带与地缘关系上，决定了农合社内部的差序氛围更浓重。因此，一方面，与社长存在强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圈内人”，利用关系优势，可以更早、更多地获得信息和物质等资源，而“圈外人”尽管也能得到农合社支持，但根据公平理论，个体公平感知是其比较后的结果，由此，“圈外人”将在一定程度上感觉不公，从而对其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进而可能诱发反生产行为;另一方面，“圈子现象”带来的资源与权力的分布不均，还会造成社员身份认同偏离。这种偏移效应尽管在“圈内人”与“圈外人”中均会出现，但不同社员的偏离方向及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截然相反，这将对农合社中的人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圈外”与“圈内”社员之间陷入信任困境，不但可能诱发反生产行为的发生，也使农合社失去了合作基础。

　　综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于广大乡村地区，弥漫着浓重的差序氛围，导致农合社负责人更偏爱少数社员，而同农合社负责人关系疏远的社员，一方面会对相对关系紧密的社员产生妒忌等不良心理，甚至产生强烈对抗的态度及行为，另一方面则会降低自身心理资本水平，更有可能做出有损农合社利益的行为，从而威胁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降低整体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差序氛围在农合社支持感、心理资本与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中介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3a：差序氛围在农合社支持感、心理资本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的中介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3b：差序氛围在农合社支持感、心理资本与社员人际偏差行为的中介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能够有效促进社员的积极工作行为，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违反合作社规定、浪费合作社资源等反生产行为。这种改变是通过社员自我效能、希望等心理资本的变化来实现的。然而农合社内部浓重的差序氛围导致农合社内资源配置的非对等性，以及社员身份认同的偏移效应，影响着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社员行为。鉴于拓展理论与指导实践的需求，本文构建整合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1.量表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通过调查问卷取得。为了保证信度和效度，问卷设计参照了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对象及我国具体情境特点做了必要调整，使其更加符合研究情景及受访者的填答习惯。对于国外量表，我们运用翻译與回译的方法，以保证前后翻译量表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选取了3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预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对量表中共同度相对较低题项做进一步优化，最终形成本研究所使用量表。问卷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的形式，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并以配对方式，分别设计农合社负责人问卷与社员问卷。

　　（1）被解释变量。反生产行为（CWB）。按照Bennett和Robinson的观点，反生产行为根据行为指向对象分为指向组织的组织偏差行为（ODB）和指向人际关系的人际偏差行为（HDB）两个维度。其中，组织偏差行为包括“有意寻找并利用农合社制度上的漏洞”等十二个题项，人际偏差行为包括“经常谈论和传播农合社领导和社员的事情”等七个题项。

　　（2）解释变量。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POS）。本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的测量参照了李锐等的量表，具体包涵“农合社关心我的利益”“当我需要特定帮助时，农合社愿意给予相应帮助”“农合社会考虑到我的个人目标和价值观”等6个题项。

　　（3）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心理资本（PC）。心理资本的测量借鉴了Luthans等的量表，划分为自我效能（SE）、乐观（OP）、韧性（RO）以及希望（HO）四个维度。其中，自我效能通过“我相信自己能分析长远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等6个题项来测量;乐观包括“如果在工作中陷入困境，我能想到很多办法摆脱出来”等6个题项;韧性包涵“在农合社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挫折时，我能很快恢复过来，并继续前进”等6个题项;希望则通过“在工作中，当遇到不确定事情时，我通常期盼最好结果”等6个题项进行测量。调节变量：差序氛围（AER）。差序氛围主要以刘贞好使用的测量量表为基础，具体包括“农合社某些社员对我的决策有影响力”等11个题项。

　　（4）控制变量。除上述主要变量外，本文还参照前人的研究，选取了受访者性别（Gender）、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年限（Year）等作为控制变量。

　　2.数据收集

　　调研对象选取在农业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保证个体的典型性以及抽样的便利性。问卷发放事宜是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协助下进行的。具体调研由课题组成员于2019年6月至10月实地完成，调研区域涉及山东省的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临沂市、济宁市以及烟台市等6个地级市。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均遵循统一指导原则和严格程序。通过上述方式，最终得到105份社长问卷和561份社员问卷。受访者的基本特征分布如下，男性受访者占60.78%，女性受访者占39.22%;受访者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36～50岁，占比为55.79%，其次为51～65岁，占比为40.11%，分析结果比较符合农村农业生产者年龄结构的实际状况;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高中学历，其中，初中学历占比为31.91%，高中学历占比为42.42%，共计占比达74.33%，拥有小学学历的受访者，占比也达到19.25%，表明从事农合社生产经营的农户普遍学历水平较低;受访对象中，农合社成立年限主要集中在6～10年，占比为59.05%，其次为2～5年，占比为27.62%。

　　为规避共同方法的偏差，数据收集确定了农合社负责人以及社员两种来源。但考虑到有关变量源自同一被试对象，亦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借助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考察样本数据是否存在同源性方法变异。结果显示，主成分分析共计抽取八个未旋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65.43%，而其中第一（贡献最大）因子仅可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23.67%，显著小于变量总方差的一半。考虑到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前提假设的局限性，进一步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多模型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较之八因子模型拟合状况较差。综上，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3.分析方法

　　为了检验农合社支持与社员反生产行为及相关变量间的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采用如下方法进行实证分析：①逐步检验法，该方法主要用于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与差序氛围的调节效应;②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该方法则是在中介效应分析中，传统分步检验不显著时，用于对该效应的再检验;③跨层次分析法，该方法重点用于分析组织层的差序氛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检验;④结构方程模型（SEM），该方法主要是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上述方法运用主要借助了HLM6.02a、SPSS17.0以及AMOS17.0等统计软件。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特别地，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及人际偏差行为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a和假设1b。同时，分析结果还显示，除组织偏差行为与人际偏差行为外，各变量对应样本数据的集中程度相似且较平稳。另外，由各变量的峰度与偏度的最大值可知，样本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符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分布形态的基本要求。

　　2.信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本文主要采用Cronbachs α仅系数和组合信度两个指标来考察变量测量量表的信度。通过分析发现，各变量对应测量题项的Cronbachsα系数介于0.860～0.925之间，大于最低可接受标准0.8;组合信度同样介于0.860～0.925之间，亦高于其最低可接受标准0.6。据此，可以认为相关测量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2）效度分析。本文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从量表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两方面进行检验。聚合效度方面，借鉴了Fornell和Larcker的观点。各变量对应测量题项标准化因子负载均显著且最小值大于0.5，组合信度的最小值0.860大于0.6，由表1各變量均值均大于0.5，表明测量表的聚合效度得到验证。区别效度方面，则是根据Anderson和Gerbing等学者的观点。由表1可知，变量间相关系数的最大值0.662小于临界值0.85，且其平方（0.438）亦小于平均变异抽取量的最小值0.504，说明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3.假设检验

　　（1）跨层次分析适用性检验。为了判断因变量是否在组问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具有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零模型分析）来进行检验，即当社员反生产行为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时，差序氛围（组织层次）的影响不能忽视，因此，必须进行跨层次分析。具体模型如下：

　　通过分析发现，社员组织偏差行为的组间方差（T00）为0.124（p<0.001），组内方差（σ2）为0.321，则组内相关系数ICC=0.279，根据温福星的建议属于高度关联程度，即ICC值大于0.138，表明因变量组织偏差行为存在组间差异;同理，社员人际偏差行为的组间方差（T00）为0.079（p<0.001），组内方差（σ2）为0.395，则ICC=0.167，属于高度关联程度，说明人际偏差行为亦存在组间差异。综上，认为造成因变量的组间差异是不能忽视的，即考虑运用阶层线性模型进行变量间关系检验。

　　2.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与社员反生产行为关系检验。跨层次模型的构建参照了廖卉和庄瑷嘉的观点，②同时鉴于个体层中存在源自组织层的变异，本文采用随机系数回归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对于直接作用检验，构建如下模型：

　　表2中模型M1为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检验，显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0.191，p<0.001），即农合社支持感能够显著降低社员反生产行为，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同理，模型M2与模型M3分别为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组织偏差行为和人际偏差行为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0.176，p<0.01;-0.213，p<0.001），认为农合社支持感可以显著降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和人际偏差行为，因此，假设1a和假设1b均得到验证。另外，无论是从回归系数大小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的作用强度均高于组织偏差行为（|-0.213|>|-0.176|）。

　　表2中模型M4和M5检验了心理资本对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存在（0.482，p<0.001;-0.362，p<0.001），其作用大小为-0.174〔0.482×（-0.362）〕，因此，假设2得到验证。

　　同理，农合社支持感未通过乐观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由表5中M25，γ10×γ20加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125，0.042〕）。由表4中模型M5和M6，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韧性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0.333，p<0.001），而韧性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0.245，p<0.001），即韧性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作用大小为-0.082〔0.333×（-0.245）〕，占总效应的38.50%，在控制韧性的中介作用下，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的作用显著下降（0.155<0.213），因此，韧性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人际偏差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理，社员希望在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人际偏差行为间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作用大小为-0.071〔0.305×（-0.233）〕，占总效应的33.36%。综上，农合社支持感通过作用于韧性和希望，进而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假设2a未通过检验，假设2b部分通过检验，假设2c和2d通过检验。

　　上述部分结果与理论分析不同，社员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以及乐观对人际偏差行为的中介作用均在统计上不显著，具体分析发现，在控制农合社支持感条件下，两者均未对反生产行为（或部分维度）发生作用。原因可能是，尽管社员感知农合社支持能够提升自身顺利完成农产品种植、管理等任务的预期以及对自身与合作社未来发展的乐观水平，然而，一方面社员对完成农业生产任务的自信程度，可能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及“正确做事”的可能性，但却不能保证其“做正确的事”，如社员为谋取个人利益，通过使用不合规的农药、化肥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此时，其高自我效能反而可能会助长该种反生产行为;另一方面社员的乐观程度可能更多体现在自身与农合社未来发展方面，如社员对个人收入及农合社未来效益持乐观态度，受此激励表现出更有利于农合社发展的行为，而社员的人际偏差行为可能更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前期的私人关系等，而少受自身乐观水平的影响。

　　4.差序氛围跨层次调节作用检验。根据廖卉和庄瑷嘉的观点“检验多层次调节式中介效果前，必须先检验多层次中介效果是否成立”，下文检验被跨层次调节的中介模型时，仅对心理资本中介效应显著的模型进行检验。具体阶层线性模型如下：

　　表6中，由模型M1和M5，差序氛围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交互项的系数为-0.215（p<0.05），同时在控制差序氛围的调节作用下，心理资本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作用系数为-0.363（p<0.001），差序氛围负向调节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心理资本-反生产行为这一中介过程，假设3得到验证。模型M2、M6显示，差序氛围显著负向调节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对社员乐观的影响（-0.367，p<0.01），同时在控制了差序氛围的调节作用下，乐观对社员组织偏差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0.162，p<0.01），由此表明差序氛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乐观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的中介作用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a得到部分验证。同理，由模型M3、M4可知，差序氛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与社员韧性、希望的关系未表现出统计的显著性（-0.179，p>0.1;-0.188，p>0.1），但其经济意义显著。假设3b未得到验证。此外，图2a和2b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另外，差序氛圍对心理资本主要维度在统计上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但部分维度却存在经济上的显著性。由此表明，一是进一步证实了差序氛围对上述中介过程的弱化作用;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差序氛围对社员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源自其整体感知，由此带来的行为改变亦是差序氛围对社员心理资本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自我效能、韧性、希望等单一维度的作用虽存在显著差异性，却难以表现出对社员行为的改变。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乡村社会差序格局背景，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以及差序氛围的权变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能够显著降低社员的反生产行为。具体表现为，农合社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员的组织偏差行为和人际偏差行为，而且对后者的作用强度高于前者。（2）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感通过影响社员心理资本，进而对其反生产行为产生作用，但心理资本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却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社员心理资本中韧性和希望，在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作用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乐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作用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过程中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对社员人际偏差行为的中介作用却不显著。另外，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3）差序氛围通过弱化农合社支持感对社员心理资本的作用，进而影响了农合社支持感、心理资本、反生产行为这一中介过程。分维度方面，差序氛围负向调节了乐观对农合社支持感与社员组织偏差行为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1）通过非正式与正式制度，增强农合社支持，以降低社员反生产行为。非正式制度方面，农合社不仅要为社员提供设备、原材料、技术培训等工具性支持，还应给予关心、尊重、理解等，使社员感受到被农合社所重视。与此同时，农合社应制定与完善农合社规章制度，如生产作业、激励、处罚等制度，支持社员的生产经营活动，激发社员工作热情，规范社员行为。农合社可通过两者协同作用保证组织功能高效运行。（2）培育与开发社员心理资本，增进社员积极行为。农合社一是建立有效沟通平台，创造更多交流机会，以了解社员工作状况，并给予必要的组织支持，这有助于社员信心的树立与增强;二是鼓励社员积极参与组织中的各项工作，了解农合社未来发展战略，并赋予其应有的权力，使社员充分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既有助于提高社员自我效能感，也会增强社员未来发展的希望水平;三是在保证农合社整体团结的同时，鼓励不同分社间平等竞争，以竞争方式提高农合社活力、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使社员对未来成长保持乐观。（3）破除农合社差序格局，营造公平、公正的组织氛围。首先，农合社负责人要积极破除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中心论思想，拓展信任对象，采取公平、公正的管理措施，以遏制农合社内差序氛围的不断蔓延;其次，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使农合社内部选举、利益分配等事项进一步公开透明化，竭力杜绝暗箱操作，营造更加公正的内部氛围，提高社会资本存量;最后，需要强化权力监督机制，把管理者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对管理者治理权力的制衡，从而确保各项决策更加公平合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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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对社员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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