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分析

 　　摘要: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依靠要素投入的旧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而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与传统经济相比,创新经济生产率更高,增长动力更强,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同时,创新经济还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体现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变革,代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 创新经济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来了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的变化,这部分就业因此可以被称为新就业。 测算结果表明,2017 年创新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约为 15. 2% ,与 2007 年的 8% 相比增加了近一倍;新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约为 10. 5% ,与 2007 年的 5. 4% 相比也增加了几乎一倍;创新经济对增长和就业的贡献不断增强。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和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是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创新经济; 新动能; 新就业; 创新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9)03--0117--10

　　《经济评论》(双月刊)1980年创刊，是由武汉大学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理论刊物。主要刊登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方面的科研论文、评论、调研报告等。既重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应用经济学、新兴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理论刊物。读者对象为国内外经济理论研究有员、经济部门管理人员和经济院校师生。

　　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转型压力与挑战

　　( 一)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及特征

　　2001 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在日益旺盛的外部需求刺激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接近 15% ,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都积攒了大量的储蓄。 中国国民储蓄率最高值出现在 2008 年,达到了 52. 7% 。 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储蓄率为 20. 8% ,金融机构部门为 2. 3% ,政府部门为 6. 0% ,住户部门为 23. 6% 。 高储蓄率支撑了高投资,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保持在 50% 的水平上。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和二元经济结构中储存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 见图 1) 。 中国人口抚养比从 1970 年代开始迅速下降。 在 1978—2008 年长达 30 年的时间中,人口抚养比从 0. 73 下降到了 0. 36。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这样大幅度的年轻化,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同时,工业部门向农村劳动力开启了大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先是进入乡镇企业务工,而后进入更加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务工。 2016 年,中国约有 2. 7 亿农村劳动力在非农行业就业。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的转移,带来了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数据来源:根据 1982—2017 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得到。

　　中国的这一增长模式的特征,可以从增长核算中清楚地看到。 我们把中国经济增长归之于各类因素后发现,1982—2016 年,资本的平均贡献

　　率是第一位的,贡献率为 35% 。 就业和劳动参与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直接效应,其贡献达到了 22% ,是仅次于物质资本积累的第二位的贡献者。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了 14% ,其中包括了全国范围内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贡献。 同时, 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贡献达到了 6%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人口红利” 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和培育城乡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 当大量劳动力与开放带来的先进技术和充裕资本相结

　　合,经济就会快速增长。 中国的经济总量从 2001 年的 11 767 亿美元提高到了 2010 年的58 783 亿

　　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虽然带来了高增长,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偏离稳态增长率太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传统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 二) 经济转型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旧的增长模式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中国经济正在寻求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三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是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供给减少;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强;三是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劳动者收入偏低。

　　1. 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供给减少

　　我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由来已久,加之人口快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3 年达到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总数已经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开始趋势性下降。 人口老龄化会提高居民家庭的养老育儿消费支出,减低劳动参与率,促使全社会工薪水平提高,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1990 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不足1% ,2008 年为3% , 2017 年跃升到了 7% 。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下降。 如图 2 所示,我国 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3 年达到 100 582 万人后开始下降,2018 年已经下降到 99 352 万人。 15 ~ 64 岁人群是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人群,其数量的下降直接导致就业人员总数下降。 根据《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8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 586 万人, 比 2017 年减少 54 万人, 增长率为负0. 07% 。 我们知道,过去我国的就业人员总数也出现过下降。 比如,2006 年就比 2005 年下降了847 万人,但这可能是统计误差导致的。 2018 年的下降,则是趋势性的,因为在 2014 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趋势性下降,2017 年经济活动人口开始趋势性下降,这是 2006 年之前不曾出现过的现象。 从就业人员总数的增长率上,也能观察到就业趋势的变化。 2007 年就业人员总数为 75 321 万人,以年均 0. 37% 的增长率,增长到 2014 年的77 253 万人, 而后, 增长率出现了趋势性下降。2017 年就业人员总数为 77 640 万人,仅比 2016年增加 37 万人,与之前 10 年动辄每年 200 万 ~300 万的增量相比,是难以比拟了。

　　随着人口和就业形势的转变,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就业岗位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 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都要提高。劳动力成本上涨直接或间接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 经济脱实向虚;二是虚拟经济膨胀, 带来重大经济风险。 加入 WTO 以来,大量外资进入和产品净流出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 2001 年外汇储备为 2 121. 65 亿美元,2014 年提高为38 430. 18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18 倍多。 外汇储备增加,货币当局需要相应大量发行人民币。 2014 年人民币供应量是 2001 年的 7. 8 倍,但同期 GDP 只提高了 4. 8 倍。 大量的货币推动了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活力,也带来了重大经济风险,实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

　　2. 资源环境约束加强

　　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

　　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我国目前污染物排放量大面广,环境污染重。 山水林田湖缺乏统筹保护, 生态损害大。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生态环境风险高。 城乡环境公共服务差距大,治理和改善任务艰巨。 尤其是大气、水、土壤污染形势依旧严峻。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99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占全部城市数的29. 3% ; 23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 占70. 7% 。

　　当前, 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深刻调整, 能源矿产供求关系深刻变化,资源约束不断加强( 见表 1) 。 2018 年, 全年能源消费总量 46. 4 亿吨标准煤, 比 2017 年增长 3. 3% 。 我们预测, 到 2030 年,能源消费需求为 60. 5 亿吨标准煤。 按照能源自给率 85% 来计算,届时,石油和天然气的自给率仅为 21% 和 38% 。 同时,能源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大。 煤炭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高达 20% 以上,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 煤炭产能长期过剩,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多重瓶颈。 部分地区能源生产消费的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 大气污染形势严峻。

　　3. 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劳动者收入偏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能力得不到释放,扭曲了中国经济的供求结构。 收入差距可以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 基尼系数值介于 0 ~ 1 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见图 4),2003 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 0. 479, 之后一路走高, 2008 年到达了0. 491。 针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2013 年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全面细致地部署了收入分配改革任务。 在各方推动下,基尼系数开始微降。 2015 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 462,这是 2008 年以来的第 7 年下降,也是 2003 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到了 2017 年, 基尼系数再次提高到了0. 467。 而且,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2] ,由于存在大量的“ 统计外收入”,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会更高。

　　二、创新与创新经济:经济增长新动能

　　“ 创新”(innovation) 作为一个经济概念最早由熊彼特(J. A. Schumpeter) 提出,他严格区分了发明创造( 包括通常所说的科技成果) 与创新,认为发明创造只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或者至多表现为试验品;而创新则是企业家把发明或科技成果引入到生产经营体系中,利用其原理、方法或手段等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即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主要是指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行为。 只有当熊彼特意义上的个体创新行为上升到产业层面行为时,创新活动才会成为创新经济,所以要形成创新经济并引领时代经济发展,就需要规模化、系统性的产业层面和宏观层面的创新[3] 。 有观点认为,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4] 、全球市场化的基础上长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打破了菲尔普斯曲线的规律[5] ,而长期资本市场是创新经济状况的及时信号[6] 。 这一种经济现象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以高新技术和现代金融为支撑,有日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健全的市场体系,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生长的典型的、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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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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