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

 　　摘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构建社会扶贫长效机制以巩固脱贫成果是我国未来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消费扶贫质量分析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的视角下，宏观消费扶贫政策作用于微观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最终表现为扶贫质量的提升。从宏观角度出发，产品与服务的供需匹配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消费关系，而贫困农户较为单一、低端的产品和服务生产难以满足城市品质化的消费需求，不利于高质量脱贫目标的实现。因此，高质量的消费扶贫需要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以生计资本的增加推动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最终达成家庭和区域两个层面的高质量脱贫。绿春县的消费扶贫在建立贫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贫困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不足、生计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不够高等问题。下一步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加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拓展农业多样化经营和非农就业，打响特色优势品牌以推动农户生计专业化，以消费扶贫夯实高质量脱贫。

　　关键词：消费扶贫;可持续生计;绿春县;扶贫质量

　　《人口学刊》(双月刊)是由吉林大学吉林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吉林省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学专业刊物。是我国创办最最早的人口学杂志之一，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人口学专业刊物，是CSSCI入选刊物，全国中文报刊核心期刊，人口学类核心期刊。

　　一、问题提出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于2019年1月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0年2月，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农产品滞销和外出务工受阻等问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国开办发〔2020〕4号)，要求进一步夯实消费扶贫。截至2020年8月底，全国消费扶贫产品认定已达9.4万个，销售金额近1300亿元，消费扶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信息自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3/content_5550798.html。。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消费扶贫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扶贫质量不高的问题。一些地方为完成扶贫目标而对消费扶贫进行任务摊派，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人为制造“数字脱贫”。由于此类“数字脱贫”并非真正的脱贫，脱贫农户往往再次返贫。此外，脱贫农户脆弱性较高，容易在受到负向冲击后返贫。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发生率连年降低，由1978年的97.5%信息自《中国统计年鉴》(2019)。降至2019年的0.6%信息自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1/t20200123_1724700.html。(均为2010年贫困标准)。但是，如图1所示，我国在2013-2017年间贫困差距(PG)和平方贫困距(SPG)贫困差距(PG)为贫困人口相对于贫困线的收入缺口比例，PG越小说明贫困线以下人口收入距离贫困线越近;平方贫困距(SPG)为收入缺口的加权平均，权重为贫困距，即越贫困的人口占比越重，反映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不平等状况，SPG越小说明贫困线以下人口收入差距越小。增大，贫困线以下人口收入状况恶化。虽然2018年和2019年趋势向好，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事实上，做实消费扶贫、提高消费扶贫质量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2020年全国还有52个县未脱贫摘帽，消费扶贫仍需继续推进，已脱贫摘帽地方仍需提高扶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此外，即使消除了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仍是我国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

　　深度贫困县绿春县是消费扶贫的典型代表之一。云南省绿春县位于中国和越南边境，全县都是山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8%，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欠发达，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信息自绿春县政府网：http：//www.lc.hh.gov.cn/lcgk/201912/t20191211_380443.html。。但是，凭借异质性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哈尼民族文化，绿春县在开展消费扶贫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潜力。绿春县于2019年初部署推进消费扶贫，于今年5月脱贫摘帽，至今仍在推进消费扶贫以巩固扶贫质量。作者所属单位重庆大学为绿春县定点扶贫单位，为本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消费扶贫分析框架，分析可持续生计对消费扶贫质量的影响机理。并以绿春县为案例，分析绿春县在实施消费扶贫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并就如何借助消费扶贫帮助贫困农户建立高质量脱贫的可持续生计提出政策建议。期望将绿春县消费扶贫的探索和成功经验推广应用于我国西南或更广区域的消费扶贫实践，助力我国脱贫质量的提升。

　　二、文献回顾及评价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主要从可持续生计、消费扶贫和高质量脱贫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和评价。

　　(一)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的概念源于Sen(1981)以及Chmabers和Conway(1992)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可持续生计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包括个体的可行能力、可利用的资源和采取的行动三个关键要素。一种可持续的生计不仅能在冲击之下恢复，而且能在不过度消耗自然資源的基础上增加农户可利用的资源，提升贫困农户的可行能力。学界主要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于分析国家或地区的致贫因素以及评估某项政策或项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生计资本薄弱导致的生计策略选择受限是致贫的主要原因。李继刚和毛阳海(2012)对西藏贫困农牧民的研究，赵弘等(2015)对燕山—太行山区“环京津贫困带”的研究以及胡原和曾维忠(2019)对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减贫策略是以贫困人口为中心，借助结构和过程转变增加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伍艳等，2015)，从而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张峻豪、何家军，2014)，它是以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机制创新来推进贫困治理的(凌经球，2018)。具体来看，我国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袁梁等，2017)和产业扶贫政策(胡晗等，2018)以及印度村镇的煤炭开采活动(Hota和Bwhera，2016)、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四个沿海村庄的红树林项目(Damastuti和Groot，2017)、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石油治理项目(Sam和Zabbey，2018)和越南小规模畜牧养殖综合系统项目(Le等，2020)都在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方面成效显著，实现了高质量的脱贫。

　　(二)消费扶贫

　　学界对于消费扶贫的研究主要从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区域贫困治理层面展开。

　　国家宏观政策角度主要集中于消费扶贫的内涵和性质以及消费扶贫的机理两个方面。《意见》提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学界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可大致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消费扶贫是一种经济行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使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劳务以及旅游资源得到公平的价值体现(陈前恒，2019);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消费扶贫是一种道义经济行为，兼有慈善行为和经济行为的双重特征(李军，2019;王俊，2019;李丽，2019)。消费扶贫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因为扶贫产品拥有优先销售的特权。但是，消费扶贫也不完全是一种道义行为，因为农户的收入是基于产品的市场交易而获得的。因此，本文认为消费扶贫是一种道义经济行为，在遵循市场规则基础上借助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力量，通过消费带动贫困地区供给提质升级以增加贫困户收入，从而达到扶贫目的。

　　关于消费扶贫的减贫机制，学界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类。第一，内生动力机制：消费扶贫是区别于“输血式”扶贫的“造血式”扶贫，借助分散化的市场决策体系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以消费需求带动贫困地区供给增加和就业扩张，以及盘活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激发和形成贫困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厉亚、宁晓青，2019)。第二，倒逼机制：城市较为高端的消费需求倒逼贫困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驱动贫困人口增加要素投入和扩大生产，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李军，2019)。第三，共享机制：消费扶贫打造了互利共赢的价值交换系统。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扶贫既满足了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又获得了扶危济困的道德价值;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消费扶贫打通了消费渠道，为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创造了便利条件(卞瑞鹤，2019)。

　　区域贫困治理角度主要是分析消费扶贫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海南、达州、舟山、贵州和湖北恩施(李丽，2019;缪军翔等，2019)等地在消费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问题具有一定的共性。第一，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导致品质层次不齐，规模化水平较低导致持续性供给能力不强，多样化水平较低导致市场占有率低，难以打入主流消费市场(王慧，2019;厉亚、宁晓青，2019)。第二，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特色不明显、品牌不响亮、优势不突出，缺乏市场竞争力(李丽，2019);第三，成功项目在地方大规模推广，同质化竞争，导致单一类别产品供给过剩，“谷贱伤农”，贫困农户利益反而受损(叶敬忠、贺聪志，2019)。第四，贫困地区的仓储、物流等相關配套体系不健全，销售网点与平台不成体系，制约了产品的快速流通(王慧，2019)。第五，贫困户无法全程或深度参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产业辐射带动效果不明显(李丽，2019)。

　　总之，无论是宏观国家政策角度还是区域贫困治理角度，学界关于消费扶贫的研究都紧紧围绕如何培育贫困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核心展开。消费扶贫的定义方面，“经济行为论”和“道义经济行为论”虽有区别，但都强调消费扶贫必须要遵循市场规律，只有融入市场经济大循环，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增强其可持续生计。消费扶贫的机制方面，三类机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内生动力机制强调从根本上提升贫困农户自我发展的能力，倒逼机制强调外部需求对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的长久带动作用，共享机制强调消费者与生产者经市场建立等价交换的长期互惠关系，三类机制均旨在构建贫困农户长期获益、稳定脱贫的可持续生计。消费扶贫的地方实践方面，学者们不是从消费端出发分析消费扶贫存在的问题，而是聚焦于供给端，相比于需求端的短暂刺激效果，供给侧改革才具有长久的冲击力，也才能真正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

　　(三)高质量脱贫

　　学界关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质量脱贫的内涵以及高质量脱贫的路径两个方面。高质量脱贫的内涵界定基本包括真实性和可持续两个方面，但不同学者又从不同方面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袁文先(2018)认为高质量脱贫要杜绝虚假脱贫、精准到户、严格考核并满足可持续性条件。吴业苗(2020)认为高质量的脱贫是“真”脱贫、“低返贫”、“不间歇”的脱贫和“有保障”的脱贫。檀学文和白描(2021)认为脱贫质量包括脱贫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两个指标。周侃等(2020)另辟蹊径，从区域和个人两个尺度定义了高质量脱贫：区域尺度上的高质量脱贫表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发展，个人尺度上则表现为可持续生计的建立。本文认为，我国农村扶贫的最小单位是家庭，高质量的脱贫在区域尺度上应满足“低返贫”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条件，家庭尺度上则表现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建立。

　　关于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学者们各有侧重。借鉴十九大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论述，蒋永穆等(2019)认为高质量脱贫要保障市场机制有效，盘活微观主体活力以及加强宏观调控。左停(2019)认为高质量扶贫的根本是要升级扶贫产业链。周舟(2019)认为要从制度设计、产业扶贫和社会帮扶三个方面推进高质量脱贫。黄承伟(2018)认为高质量的脱贫要重点关注深度贫困地区，防止返贫，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可见，有关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仍存在众多差异性的观点，但是仍缺乏从“低返贫”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条件来分析高质量脱贫的路径分析。

　　(四)现有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第一，以往关于消费扶贫的研究大多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区域治理实践层面展开，却没有很好地从微观农户层面生计特征维度进行分析。然而，从微观农户层面对消费扶贫展开研究十分重要和必要，因为家庭是我国精准扶贫的最小单位和核心。第二，以往关于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没有研究过消费扶贫政策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消费扶贫分析，既能够满足对消费扶贫微观层面的分析需求，同时也能很好地结合高质量脱贫目标下农户可持续生计得以建立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在消费扶贫质量研究中引入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研究消费扶贫政策如何帮助贫困农户改善生计策略，建立可持续生计，从而实现高质量的消费扶贫。

　　三、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消费扶贫分析框架

　　(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概述

　　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运用于贫困问题分析时，由英国国际发展组织创建的SLA(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2000)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如图2所示，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产出五个部分组成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脆弱性背景是贫困农户所处的客观环境，贫困农户在受到外部冲击、社会趋势和季节性因素的负向冲击时，难以在较短时间内从困境中恢复。生计资本是贫困农户开展生计活动的基础，受限于匮乏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贫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较少，进而导致生计产出减少和贫困加剧。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等结构及其带来的法律、政策、制度和文化等过程会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及生计策略，进而影响农户的生计产出。其中，生计策略是农户对生计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方式，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以及结构和过程转变都会对生计策略产生影响，最终表现为生计产出的增加或减少。

　　(二)基于可持续生计的消费扶贫分析框架

　　1.消费扶贫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策略

　　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带来的结构和过程转变突破了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带动贫困农户摆脱低质循环的陷阱。《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的模式运转。市场运作下，城市品质化的需求信息传导至贫困地区，倒逼供给端提质升级。但是，趋利的资本断然不会将生计资本薄弱的贫困群体纳入市场循环。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平衡消费扶贫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一方面，为扶贫企业提供用地便利、费用减免、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消费扶贫;另一方面，健全扶贫企业的带贫益贫机制并进行监督审查，引入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用工和资产租赁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以确保目标扶贫农户从消费扶贫政策中获益。作为一种分散化的决策机制，市场运作方式自动带入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线下，扶贫产品直供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商超等交易市场;线上，扶贫产品在中国社会扶贫网和各类电商平台上销售。工业化生产方式引发的食品质量问题激发了消费者对绿色生态产品的渴求，同时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消费者也更愿意购买扶贫产品。总之，以贫困农户为中心，在政府的主导下，多元主体通过介入以及设立程序，增强生计资本和改善生计策略，增强贫困农户参与市场价值分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激发贫困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最终达成高质量脱贫的目标。

　　2.消费扶贫通过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改善贫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

　　消费扶贫重在发挥“消费”对扶贫的作用。但是，只有供需匹配才能达成消费。然而，我国贫困农村长期游离于主流消费市场之外，生产的产品“有产无量”“有量无品”“有品不优”，与城市消费者高品质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相脱节。因此，消费扶贫的成功实施必须要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质量，推动贫困地区产品质量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集約化和绿色化发展，以及交易方式的常态化、规范化、规模化和便利化变革。相应地，就需要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培育和金融信贷支持，开发地区特色生态资源，推进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以打开销路。落实到微观的农户生计层面上，就是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提升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实现微观贫困农户家庭层面的高质量脱贫。一旦区域内所有贫困农户都实现了高质量脱贫，区域层面必然实现“低返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脱贫(见图3)。

　　第一，消费扶贫需要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该过程有利于贫困农户物质资本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制约了消费扶贫的开展。其一，贫困地区一般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新鲜扶贫产品要能迅速运至城市，就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二，扶贫产品多为农副产品，供应的季节性明显且贮存困难，要能保持扶贫产品持续稳定地供应且很好地保持品相，就需要加强产地仓和气调库等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三，贫困地区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市场小而分散，要让贫困农户更加便利和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就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以农户线下分散销售为主，销量低且不稳定，要想拓展扶贫产品销售渠道，就要加强公共服务平台设施的打造和电商企业培育。基础设施虽不为贫困农户所有，但却可为贫困农户所用，此即为贫困农户物质资本的增加。物质资本的增加能便利扶贫产品的运输、流通和销售，同时还有助于劳务输入和输出以及生态旅游的开展，有利于贫困农户生计策略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和多样化生计活动的开展。

　　第二，消费扶贫需要加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培育，该过程有利于贫困农户人力资本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薄弱，削弱了消费扶贫政策的效果。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于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需求逐渐下降，消费扶贫劳动力转移就业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需要从业者具有较高的信息搜寻、风险预判、组织决策和营销管理能力，贫困人口能力也难以达到要求。因此，消费扶贫必须要扩张贫困农户的人力资本。一方面，动员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贫困农户参加技能和业务培训，提升劳动和生产技能;另一方面，引进和培养电商运营、生态农业和旅游管理等农村发展的紧缺人才，增强地区人才实力，带动贫困农户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贫困农户生计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就业技能的提高一方面能使贫困人口专业能力提高，工作更加娴熟，另一方面使贫困人口能够从事更为复杂的工作，拓展生计活动范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人才的培育有利于贫困地区多样化产业活动的开展和单一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打造，进而发挥对贫困人口的辐射作用。

　　第三，消费扶贫需要加强对贫困人口的金融信贷支持，该过程有利于贫困农户金融资本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改善。家庭金融资本既包括储蓄和工资等现有资金，也包括可筹措到的借款。贫困人口金融资本匮乏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水平较低，但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和农业经营成本逐年上涨，导致家庭储较少甚至负债;另一方面是因为可抵押财产价值低，偿还能力弱，贷款可获得性较差。贫困农户这种脆弱的收支平衡极易在遭受外部冲击时被打破，如因病返贫和因学返贫，并由此导致生产产品升级活动受阻。因此，消费扶贫必须要增加贫困农户的金融资本。其一，借助扶贫农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带贫益贫机制增加贫困农户的可支配收入。其二，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贴息资金用于支持扶贫龙头企业、贫困地区专业合作社、村级互助发展资金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贫困农户，提升贫困农户的贷款可获得性。金融资本的增加首先能缓解贫困农户的资金流动性制约，带动农业生产投入增加，进而带动生计产出增加。在此过程中，农户经济实力增强，个人贷款可获得性改善，有利于生产器械购置，提升生产水平。此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规模效益后，社会资本主动流入，金融资本限制进一步放宽。总之，消费扶贫政策下的金融资本扩张具有不断放大的乘数效应，使贫困农户在当下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多样化的生计活动中，或是专门用于改进某一项生计活动，提升专业水平。

　　第四，消费扶贫需要对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此过程有利于贫困农户自然资本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往往较为脆弱，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依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也越脆弱。因此，消费扶贫必须要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一方面，培育和引进适宜当地的种苗，推广科学种养技术，依据自身优势和特色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旅游业，避免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退化;另一方面，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城经濟，实施财政公益性岗位向贫困人口倾斜的策略，鼓励建立扶贫车间，促进劳动力转移，减轻环境压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农户开展生计活动的基础，是可为农户利用的自然资本。一般来讲，特定地区自然资本的数量基本固定，但自然资本质量和利用效率是有提升空间的。自然资本质量越高，贫困农户可开展的生计活动规模越大、种类越多样，也更能避免自然资源的退化和自然灾害的发生。

　　第五，消费扶贫需要打开贫困地区的产品销路，该过程有利于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增加和生计策略的改善。农产品销售难一直是贫困地区的顽疾，打开产品销路尤为关键。消费扶贫通过国家制度构建下的跨区域、跨城乡协作和政策动员下的广泛社会参与，增加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其一，消费扶贫被纳入国家扶贫体系，贫困农户获得了官方和社会正式网络的扶持。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向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聘用贫困地区的工勤人员，并到贫困地区旅游;另一方面，东西部协作扶贫对口帮扶省市引导本地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兴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与贫困地区企业建立长期供销关系。其二，消费扶贫为贫困农户链接了互联网社会资源，贫困地区农产品可申报入选《全国扶贫产品名单》，并上线至中国社会扶贫网销售。其三，消费扶贫鼓励贫困地区采用“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加强贫困农村社区的内生性社会资本培育。如今，我国正式扶贫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基于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形成的私人社会资本发挥的减贫效果逐渐减弱。消费扶贫作为国家正式扶贫制度发挥了社会资本作为公共产品的作用，调动社会资本向贫困人口倾斜，以多样化的需求带动贫困农户多样化生计活动的开展，以品质化的需求带动贫困农户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3.消费扶贫通过改善贫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

　　消费扶贫通过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来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的本质是改善了生计策略选择，促进了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和专业化。

　　第一，生计资本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使贫困农户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生计资本配置方式应对风险，同时还能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通过开展特色种养活动，贫困农户实现了农业生计活动的多样化;通过转移就业、资产入股和资产租赁，贫困农户实现了非农生计活动的多样化。相对于生计资本有限时没有选择空间的“生存型生计策略”，贫困农户在生计资本限制放宽后可以进行多种生计活动组合，以达到分散风险和资源共享的目的，建立“发展型生计策略”。

　　第二，在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基础之上，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节省劳动力在多项生计活动中来回转换的成本，贫困农户逐渐将生计集中到某一类、某一种、甚至是某一环节的生计活动上来，从社会分工专业化中实现收入增长。例如，“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收购模式下，贫困农户只需将精力集中到种养环节，而产品的加工、运输、议价、推广和营销则由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和合作社完成，实现了生计策略的专业化。专业化分工模式下，专业的设备和娴熟的工人使得生产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产生。同时，也更有利于技术的改进和创新的产生，打造地区核心竞争力，贫困农户分享到的收益也增加，进而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

　　四、可持续生计下绿春县消费扶贫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绿春县消费扶贫带动绿春农户高质量脱贫，缓解了在基础设施、普惠性金融、生态资源开发、人才培养输送和销售渠道开拓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而从绿春农户的微观层面上来看，这些措施增加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建立并拓展了其可持续生计，有利于实现高质量脱贫。

　　(一)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改善贫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

　　2019年，绿春县投入扶贫资金共计16.67亿元，在增加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为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打下了基础。

　　第一，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绿春县2019年完成自然村道路硬化583公里，自然村道路硬化率达85%，同时还修建了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494公里，交通条件得到改善。流通基础设施方面，绿春县特色产业园区投入建设，县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和圣茗茶叶加工厂等进驻园区，冷链配送中心投入使用，农副产品的仓储、加工、和运输能力全面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绿春县2019年分别新增4G通信基站和小基站48座和65座，新增互联网用户8500户，实现了人居地区通信信号的全覆盖。电商基础设施方面，绿春县建成了县级电商服务中心、乡镇电商服务站、农村商贸网点三级体系，2019年城乡共同配送率增至80%，并被评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②。

　　第二，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发放贷款帮助贫困农户增加金融资本。存款方面，绿春县2019年存款余额达39.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0.5%。其中，住户存款余额为24.3亿元，同比增长12.3%，家庭储蓄水平有所提升。贷款方面，2019年发放创业贷款6686万元支持448人创业成功，贷款可获得性改善③。此外，为加强对扶贫产业和贫困农户的支持，绿春县相关职能部门梳理了农用物资销售商户、种养殖企业以及农户名单，引导境内金融机构开展点对点金融服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县涉农贷款余额为14.71亿元，相比上一年同一时期增加了2.2亿元④。

　　第三，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技术培训等措施帮助贫困农户增加人力资本。拼多多在绿春设立“多多农园培训基地”，从茶叶加工车间建设、产品包装设计、农户科学种植、电商平台搭建和监测设备购进等方面开展面对面的培训和指导。上海市长宁区在绿春成立对口支援地区就业服务工作站，2019年共举办劳务培训协作班5期，提升贫困人口就业技能。重庆大学为绿春色开设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从经济管理、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和软环境打造等方面为绿春免费培训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近7000人次⑤。

　　第四，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特色产业和推动转移就业等措施增加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其一，保护自然环境，提升环境承载力。绿春县2019年全年营林造林21万亩，森林覆盖率增至70.6%，农药和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禽畜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和地膜回收率均超过70%⑥。其二，引进先进种养技术。绿春县在全县推广“稻鱼鸭”综合种养2.25万亩⑦，按时间节点在稻田中养鱼养鸭，构建了立体化循环种养体系，既能幫助农户增收，又能避免自然资源退化。其三，依托地区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绿春县依托原始森林公园、生态哈尼梯田和哈尼民族文化建设阿倮欧滨森林公园，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其三，推动农户转移就业。“多多农园扶贫兴农工厂”在绿春县建成1个扶贫车间，上海市长宁区人社局与绿春签订就业扶贫协议，促进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既能增加贫困农户收入，又能减轻环境压力。

　　第五，绿春县消费扶贫借助官方和正式社会网络、互联网社会资源以及培育社区内生性社会资本帮助贫困农户增加社会资本。其一，借助中央定点扶贫机制和东西部协作扶贫机制搭建的官方和正式社会网络帮助绿春县拓展产品销路。在对口帮扶省市上海市长宁区的协调下，绿春县3家企业与上海九华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上海东方卫视为绿春县高原特色产品推出专题拍摄。截止2020年4月20日，长宁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超5000万元信息自红河网：http：//www.hh.cn/xw/szyw/202004/t20200420_835061.html。。在定点扶贫单位重庆大学的帮扶下，绿春县梯田红米、玛玉茶、干菌子和胡椒八角等优质农产品入渝展销，直供重庆大学食堂和超市以及13家校友企业。2019年重庆大学定向绿春消费扶贫总额达200万元以上信息自重庆大学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150440。。其二，发展“农户+企业+合作社”带贫模式，加强社区内生性社会资本培育。2019年，绿春县全县新建与贫困农户有利益联结的新型经营主体106个，带动贫困农户开展种养活动⑤信息自绿春县政府：http：//www.lc.hh.gov.cn/zfxxgk_16058/fdzdgknr/zfgzbg_16666/202005/t20200514_428451.html。。

　　(二)绿春县消费扶贫通过改善贫困农户的生计策略帮助贫困农户建立可持续生计

　　绿春县消费扶贫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增加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有助于促进绿春县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增加生计产出，建立和改善可持续生计。

　　第一，绿春县消费扶贫促进了贫困农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其一，在消费扶贫政策的作用下，对口城市对绿春农产品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促进了农业生计多样化方面的发展。2019年末，绿春建立了以茶叶为主，同时兼有梯田红米、优质蔬菜水果、八角、草果、胡椒等香料以及橡胶等特色种植业，以及猪、牛、马、羊和家禽等特色养殖业的多样化产业体系，生态梯田综合种养、特色禽畜养殖和新兴产业取得进展。其中，“稻鱼鸭”综合种养促进了农业生计的多样化，使绿春县每亩梯田的产值由原来单一种植红米时的3000元提高至8000元信息自云南省扶贫办：http：//ynfp.yn.gov.cn/f/view-9-8c2014dbcfe64b17889d237d21f65de6.html。

　　⑥信息自中国社会扶贫网：https：//xffp.zgshfp.com.cn/portal/#/product-list/product-list-public?btnoid=614A78DEB7A24ACDA31C4B5814EEB7AC&type=gs。

　　⑦信息自中国农业网：https：//www.zgny.com.cn/ifm/consultation/2019-8-27/560588.shtml。。其二，消费扶贫为绿春农业带来了“接二连三”作用，使得非农生计多样化方面取得进展。绿春的非农就业比重上升，就业岗位多样化、就业结构优化的特征比较明显。2019年绿春全县贫困农户中有63%都成功就业，所有具有劳动力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⑤。此外，贫困农户资产入股企业或合作社分红、土地和牲畜租赁等为贫困农户带来多渠道的资产收益。以上措施均促进了贫困农户生计的多样化，提升了贫困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二，绿春县消费扶贫促进了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的专业化。城市对于农产品的高质量要求使得绿春大力推进产业专业化以提升产品质量。绿春对提质增效的产业提供奖补，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实行分工专业化，很大程度地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与市场价值。绿春县目前已成功培育17家龙头企业，完成6个原产地地理标志认证，14个有机农产品认证，7个有机农业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共16种产品入选全国扶贫产品名单⑥，这些产品的专业生产极大幅度地提升了产品质量，以满足城市居民扶贫消费的需求。带贫益贫机制覆盖了全县20686户具有产业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以绿春茶叶产业为例，2019年绿春对62919亩茶园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换和茶园改造，提质升级的茶园每亩可获得300元奖补，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每公斤1.5元的奖补⑦。改造后的生态茶园在农科专家的指导下实行更为精细化和专业化的管理，实现了“一叶一芽、一叶两芽”。虽然茶叶亩产降低了，但价格和品质上去了，再加上在茶厂里打工，贫困农户的总收入增加了。绿鑫茶叶公司积极申报有机生产转换认证，引进了一批先进加工设备，开发了“玛玉茶”“苦么山”和“哈尼秀峰”等新品牌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偏好的“玛玉小泡茶”。绿春县于2019年被评为“中国茶叶百强县”，打造了“一县一品一产业”的县域经济发展龙头，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

　　贫困农户生计多样化和专业化最终表现在县域和贫困农户脱贫质量的提升。2019年底，绿春县生产总值为42.3亿元，相比上一年提升了7.5个百分点;绿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479元，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1.1个百分点，比云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出0.6个百分点。2019年6403户27399人脱贫，2020年11月3日，最后753户2771人也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绿春从此告别了绝对贫困的历史信息自绿春县政府网：http：//www.lc.hh.gov.cn/zfxxgk_16058/fdzdgknr/zfgzbg_16666/202005/t20200514_428451.html。。

　　五、可持续生计下绿春县消费扶贫存在的问题

　　在推进消费扶贫的过程中，绿春取得了一定成效，贫困农户可持续生计进一步建立，县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稳步提升。但是，绿春消费扶贫过程中还存在忽视人力资本建设和社会资本增加不稳定的问题，生计多样化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也有待提升，削弱了高质量脱贫目标的实现。

　　(一)物质资本增加为核心，忽视人力资本建设

　　五项生计资本的作用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的，不同生计资本有时相互促进或是互补。因此，在增加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时应共同推进，而不应有所偏废。而且五项生计资本尤以人力资本最为关键，因为人力资本决定了农户使用其余四种生计资本的效率。物质资本是显性资本而更容易被衡量，也是地方扶贫绩效考核的重点内容，而人力资本则属于隐形资本，虽然重要但却因为较难测量而不易被纳入地方扶贫绩效考核体系，在实际操作中也就有所不受重视。绿春县在推进消费扶贫的过程更加注重物质资本建设而不是人力资本建设。而人力资本又是绿春最为缺乏的资本，在全县历年动态识别的22580户106255人贫困人口中，缺技术农户占到了78.58%，而因学、因残、因病和缺劳动力等因素致贫户只占11.42%信息自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http：//www.swtzb.yn.gov.cn/ggbf/202010/t20201020_1029801.html。。綠春县对贫困农户的培训大多由与当地农业合作社签订农产品收购协议的企业提供，企业相关技术人员通过不定期走访农户了解生产情况并提供技术指导。但是，类似的生产技术指导一般频率较低，而且指导人员大多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存在指导建议不务实的情况，当地农户较为排斥类似的指导和培训。部分贫困农户往往还是习惯于依靠自身较为落后的经验从事生产活动，重数量不重质量，种养较为落后的品种，生产效率低，利润空间也较低，增收脱贫困难。

　　(二)社会资本增加不稳定，社区内部资本培育不足

　　消费扶贫能发挥社会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作用，借助官方和正式社会网络以及农村合作组织增加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但是，前者会随扶贫政策的撤退而消亡，而后者则具有长期持久的积极作用。受益于中央定点扶贫工作制度和东部协作扶贫对口支援体系，绿春县消费扶贫得到了上海市长宁区、重庆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123家省州县定点挂联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短时间聚集了大量社会资源。但是，这种基于大规模扶贫运动建立的支持网络不可避免地带有运动式治理的特征。即使消费扶贫的政策撤退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但政策效果仍然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尤其是在官僚制绩效考核体系和扶贫绩效考核体系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推动不成熟项目迅速上马以及盲目推行的规模化，可能存在扶贫虚浮表面的风险。消费扶贫政策撤退后，贫困人口社会资源局势可能将再度紧张。

　　反观贫困人口内生性社会资本的培育，农村合作组织虽有其形，但却未能真正增加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绿春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联合政府推广农业新品种，并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农户种植新品种并与其签订收购协议;另一种是某种新品种在当地经济能人的带领下形成一定规模，政府主导成立专业合作社，使其更为组织化。但是，无论是哪种组建模式实质上都是企业直接与独立分散的贫困农户建立购买关系，农业合作社有形无实，并不具有和强势市场主体博弈的谈判能力，农产品收购价格通常由收购企业单方面制定，更遑论内生社会资本的培育，这可能使得消费扶贫增加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的作用被削弱。

　　(三)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有待提升

　　绿春农户当前的生计活动依然较为单一。茶叶是绿春的主导产业，是全县69%农户的第一收入来源信息自中国农业网：https：//www.zgny.com.cn/ifm/consultation/2019-8-27/560588.shtml。。而且，绿春境内茶园全为山地茶园，坡度陡，水土流失严重，茶树品种更新滞后，茶树年龄老化，茶园平均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低。一般来讲，单一产业减贫作用的提升较为困难，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同时发展多种产业，提升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水平，在多种生计手段之间灵活转换，最终达到多渠道增收的目的。依赖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水文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绿春县仍有提升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的潜能。第一，绿春县全县皆为山区，林业资源丰富，地处云南南端，温度适宜，雨热同期，林下经济产业尚未被充分开发推进。第二，阿倮欧滨森林公园还未全部建设完毕，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还未充分凸显，对贫困农户就近转移就业的带动作用也未充分发挥。第三，哈尼文化及相关手工艺品产业尚未被充分开发进入商业运营。

　　(四)生计策略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小农”是绿春县农村最大的现实，也是我国贫困农村最大的现实。人力资本有限(大多是老人和妇女)的贫困农户依赖有限的物质资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生产资料欠缺、生产工具落后)、自然资本(土地面积较小、自然灾害频发)和金融资本(储蓄低、贷款可获得性差)以相对固定的规模，从事生计产出较低的生计活动(作物种植、禽畜养殖)。绿春贫困农村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计策略专业性尚不足，生产的农产品商品价值相对还不高。第一，农产品持续供应能力不强。一方面，农产品产量较小且较为分散，质量差异大，标准化程度低;另一方面，农产品供应的季节性明显，无法满足城市消费者持续稳定的购买需求。第二，农产品品牌不响亮，在同类产品中竞争力不强。多数农产品同质性较强，没有申请品牌专利或是品牌效应不强，缺乏设计美感和地域特色。相对较低的专业化水平导致扶贫产品商品性较弱，尚缺乏市场竞争力，即使经过消费扶贫外部扶贫力量的介入建立了销售渠道，如若供给质量不继续提升，供销关系也无法长期保持，以消费扶贫带动贫困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和贫困农户高质量脱贫的实现也就可能不牢靠。

　　六、可持续生计下消费扶贫推动贫困地区高质量脱贫的政策建议

　　巩固脱贫成果是2021年到2025年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换的过渡时期，而消费扶贫正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抓手。当前，贫困地区应该继续推进消费扶贫，补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短板，开拓多样化生计策略，提升专业化水平，完善以可持续生计为导向的扶贫绩效考核机制和返贫及时帮扶机制，推进高质量脱贫。

　　(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加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

　　对原子化分散的贫困农户单独进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培育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借助一定载体，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实现我国农民组织化的成功实践。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与2012相比，2018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增加了两倍 信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24/content_5494794.htm。。但是，当前的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空有其名而无其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机制和增强其功能。

　　第一，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支持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其档案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独立核算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信息管理平台，加强监测管理，定期实行社务公开，分类清理“空壳社”，以提升农民合作社质量，充分保障成员权益。

　　第二，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人力资本培育功能。一是加强对农民專业合作社负责人的能力素质培育，就信息获取、综合管理和市场谈判等方面进行培训，实施负责人能力培育计划。二是加强对社员的培训和指导，除了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之外，更要注重总结当地经验，组织种植能手和经济能人开展培训活动，提升培训活动的就地转化能力。

　　第三，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培育功能。贫困农户社会资本匮乏，社会资本的价值低，难以实现社会资本向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的转化。因此，要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贫益贫机制，尽量避免单一的入股分红方式，鼓励贫困农户直接参与生产和就业活动，在参与当中提升对生活的掌控感，增强依靠自身摆脱贫困的自信，在于社员的交往中培育自身的内生性社会资本。

　　(二)拓展农业多样化经营和非农就业，开辟农户多样化生计道路

　　生计策略多样化有利于贫困农户拓展收入来源和实现资源共享。单一生计策略下贫困农户脆弱性较高，应进一步提升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水平，促进农业内部经营的多样化和非农经营的多样化。

　　第一，探索发展农业多样化经营。一是开展不同时令作物套种和不同作物间作种植，按作物生长时令、周期和特点等合理规划播种时间和土地空间，科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二是探索农林、农牧和农林牧渔结合的循环立体种养模式，既能减轻环境污染，又能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收入，还能克服长期单一作物种植造成的土壤肥力下降问题。

　　第二，充分挖掘区域内异质性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探索开展生态旅游业。创新生态旅游的投融资模式和经营形式，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宣传推广，加大对传统村落文化风貌的保护，鼓励配套兴建住宿、娱乐、购物等设施，形成一批具有地方浓郁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带动贫困人口非农就业。

　　第三，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贫困地区要充分利用好消费扶贫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扶贫机制，推动贫困地区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就业，同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在贫困地区兴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扶贫车间，招纳贫困地区劳动力，提升贫困农户非农生计多样化水平。

　　(三)打响地区特色优势品牌，推动农户生计专业化再上新台阶

　　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往往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和收入的提升，“企业+合作社+农户”即是消费扶贫落实于基层实践的分工专业化。但是当前，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的专业化程度仍显不足，分工带来的收益不明显。为此，应进一步提升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的专业化水平。

　　第一，深入挖掘地区优势资源，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优势产业。贫困地区政府要对境内品质、生产工艺和文化内涵较为独特的农产品进行深入调查，积极开展“三品一标”和扶贫产品认定，制定高于市场标准的农副产品地方质量标准，基于市场需求推进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

　　第二，探索制定特色农产品的地方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的标准化水平。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区域内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探索制定特色农产品地方标准，逐步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第三，打造地区特色品牌，加强市场营销。贫困地区政府要引导资源向地区特色产业集聚，将特色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全国知名品牌，增加产品的文化创意元素和场景体验，通过申报扶贫产品，在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发布营销信息等打造扶贫产品消费热点。

　　(四)完善以可持续生计为导向的扶贫绩效考核机制和返贫及时帮扶机制

　　以可持续生计为导向构建的多维贫困识别指数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更为精准(何仁伟等，2017)，而我国当前即将由绝对贫困帮扶机制转向相对贫困帮扶机制，因此，扶贫绩效考核体系的变革也十分必要。

　　第一，构建以可持续生计为导向的扶贫绩效考核机制，强化扶贫政策的长期减贫导向性，避免暂时性脱贫。一是灵活运用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数据，在其脱贫后几年内继续追踪其生计状况变化，从重点考核脱贫人数转向重点考核建档立卡户的增收幅度和增收持续性，此外还要关注建档立卡户人力资本的提升。二是探索扶贫项目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考核验收机制，短期重点考核过程性指标，长期重点考核目标人群的实际受益程度和扶贫项目的持续性。三要合并简化考核项目，加强考核人员培训，规范考核程序和方法。

　　第二，建立健全返贫及时帮扶机制。一是要根据地区农民收入分层状况测算当年返贫率，并根据自然灾害、经济波动等具体情况上浮和下调返贫率，引导扶贫资源精准进入。二是要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脱贫不稳定户动态追踪数据向当地政府各相关部门公开，从各个工作方向实施贫困农户的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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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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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提高脱贫质量的理论、政策与测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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