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态势评价难题的探究

 　　“文革”结束后, 针对党内外、国内外片面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态势,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抵制错误思潮, 科学解决这一评价难题。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先后于1977年十届三中前后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宣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978年8月达成尽快将评价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确立不纠缠和不匆忙处理的方案;1979年10月的国庆讲话后决定以党中央决议的方式做出评价;1980年3月强调决议最核心的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还通过十二大的党代会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的崇高形式, 合力巩固《历史决议》的精神。这几次策略性调整凸显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高深的政治智慧。评价过程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他领袖人物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Studies o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Theories(月刊)1994年创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研究、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反映社会主义新旧阶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国外有关研究动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党内外对不少历史问题进行激烈讨论, 主要包括“文革”10年和“文革”前17年一些重大事件的对错、得失, 以及贯穿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地位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 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评价都会影响到另一方。这个整体是解决历史问题的关键。对二者的评价事关对中共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态度和认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 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 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1)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担当、高远的政治视野、高超的执政艺术推动这一难题的科学解决。

　　一、1977年4月:完整地准确地宣传、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党内外、国内外议论不断、分歧严重, 即使党中央高层也莫衷一是。受“文革”的影响, 毛泽东的形象、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内涵等都受到强烈歪曲, 有些内容甚至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文革”的结束就意味着要加以“重新评价”。在“文革”刚结束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期间, 当时的党中央部分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

　　与此同时, 党内高层存在另一种态度, 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文革”前后及期间, 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正确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早在1960年, 他就提出要防止“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 避免“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 (1) 。1975年, 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反思了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赞同罗荣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的看法, 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 是完整的一套……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 (2) 。1977年4月, 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鉴于事关重大, 致信党中央, 批评了“两个凡是”, 认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党和国家 (3) 。这里的“准确”针对的是歪曲的做法, “完整”针对的是割裂的现象。5月, 他向前来探望的两位领导人明示“‘两个凡是’不行” (4) 。7月, 他对写信一事作了详细说明, 旨在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5) 。8月, 他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讨论十一大讲话稿时指出, “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 关键在于发挥根本思想” (6) 。不久, 他再次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 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7) 。由此,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 对多个群体反复强调一条中心思想, 即要正确地学习、宣传、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此外, 其他中央领导人如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 都呼吁坚持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1978年7月, 叶剑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指出: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还建议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 (8) 。李先念批评《红旗》继续“左”, 要求刊登谭震林的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 认为“应当登, 不登《红旗》太被动了, 《红旗》已经很被动” (9) 。1978年,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强调要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10) 。胡耀邦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以“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谈到真理标准讨论运动时说,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这个是常识问题, 我们有许多同志对常识问题就是不懂, 在实际工作中不会解决问题”;“我们要尊重实践论”, 反对“天才论”“特权论”“盲从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嘛,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嘛!所以我们要研究新问题” (11) 。

　　由此, 针对毛泽东的地位受挑战、毛泽东思想受歪曲、党的优良作风受侵蚀的严峻态势,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经验, 在一系列重要场合抵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全面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种错误思潮, 并提出科学论断: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指导思想, 二者并不对立、各具意义、相互作用, 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2.要完整准确地学习和宣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要对其抓根本、看实质。邓小平竭力对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 强调评价问题要坚持完整准确的指导思想, 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性的内容。这为后面有步骤、讲策略地处理评价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1978年8月:尽快以新的决议对评价问题作出定论

　　邓小平等领导人对“两个凡是”的抵制, 促使真理标准讨论运动很快取得压倒性胜利, 实践成为检验是非的根本标准。据此, 人们开始反思此前近3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广泛反思的热潮中, 邓小平与陈云对如何解决评价问题进行思考。1978年秋的一次交谈, 他们一致认为应通过作决议敲定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说“该拿个东西出来了”, 还说“毛泽东思想还是不能丢”。陈云回应说“丢不得。这项工作要细。苏联丢了, 结果吃了亏”, “要像延安时搞的决议一样, 一次性把一些问题定下来”。邓小平认为, 决议里“关于毛泽东的评价要慎重。有些事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关键问题在林彪、江青这些人起了坏作用”, “林彪、江青集团搞了许多‘左’的东西, 搞决议要从这个问题上打开缺口”。对此, 陈云表示十分赞同。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更多细节问题, 认为“这些事只有靠我们来做了。不能拖”, 还对陈云说“你是老同志, 出来把一些历史问题理一理怎么样”。陈云没有给出明确回答, 只是肯定说“延安时期, 把许多问题弄清楚了, 定下了, 全党统一了思想”, 故而历史问题的决议“非搞不可” (1) 。根据年谱、传记等交代的邓、陈的行迹, 这次谈话应是在8月下旬 (2) 。

　　这次交谈达成了4点共识, 初步构思了解决历史评价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第一, 谈话的重点问题。陈云认为应学习延安做法, 尽快以党内决议的方式敲定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是“文革”后最早建议作决议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上, 他两次指出要尽快作决议。在延安时期, “大家面对面指名道姓地批评和自我批评, 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 全党同志团结一致, 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3) 。他认为, 延安时期的《历史决议》很好地起到团结统一的效果, 在新形势下, 有必要学习这个正面经验, 作出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决议。

　　第二, 决议的对象问题。谈话涉及的对象有两个:一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二是对“文革”及林彪、“四人帮”的评价。只要重点解决好这两个关键问题, 就说明了毛泽东的功过、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实质, 认清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坏性和林彪、江青集团的极左本质, 其他的历史、现实、实践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 决议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邓力群的发言谈到, “苏联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时期开始, 直至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主义”,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在苏联搞的就是自己反对自己, 自己丑化自己, 自己毁灭自己” (4) 。苏联的教训十分惨痛, 因此邓、陈一致认为必须深刻汲取教训, 我们党决不能“丢”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而要全面、历史地对待历史问题, 尤其是重大错误, 以免重蹈覆辙。

　　第四, 决议的时机问题。谈话认为作决议的时间要尽快, 但时机要恰当。决议不可避免会涉及许多敏感人物、事件、文本, 必须慎之又慎, 否则很可能“火上浇油”, 恶化形势, 因此要注意作出决议的条件和时机。至于决议的负责人, 邓小平提议由陈云担任, 但后来由于陈云身体多恙、精力有限, 历史重担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纠缠和不匆忙解决评价问题

　　邓小平等的呼吁在党内掀起一些改革浪潮, 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强大, 党和国家的航向一时难以完全转变过来, 后来形势的恶化影响了历史问题的解决。揭开功过评价的“盖子”之后, 不但没有制止纷争、反而加剧了社会上极左、极右思潮的滥觞。“西单民主墙”等群众议论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集会地、《四五论坛》等不规范的油印刊物、“启蒙社”等知识青年的自发组织日益增多。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推动社会进步的意愿是好的, 但由于发声者自身水平和所知信息有限, 又容易被有目的地利用, 往往导致好心办坏事。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经历严重歪曲后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容、作用等产生疑惑, 相互之间议论不断。各种势力和言论充斥全国, 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特别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前后, 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1) 。“妄议”和“以讹传讹”的现象普遍, 造成社会上出现“三信”危机, 即“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党的信任, 对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信心问题, 主要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这给当时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极大困扰, 也给政局稳定带来威胁。

　　值此危机关头, 邓小平在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果断改变态度, 更加慎重地对待历史评价问题。他提出“不争论”“不纠缠”的方针, “宜粗不宜细”“不必匆忙去做”的原则, 以保障国家的安定和团结。1978年11月25日, 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指出, “有些历史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 让下代人去解决, 时间越远看的清楚”, “我们处理任何问题, 都要从大局着眼, 小局服从大局,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3) 。12月1日, 他在党内打招呼会议上指出, “历史问题只能搞粗, 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 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 (4) 。他还亲笔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列了一份提纲, 其中第三点写到“解决遗留问题要快, 要干净利落, 时间不宜长”,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要大局为重” (5) 。12月13日, 他在正式讲话中明确要求“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要大处着眼, 可以粗一点, 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 也不必要”,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总要总结, 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因为“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 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 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 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6) 。邓小平的意见得到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认可。根据多数领导人的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要求“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 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宣告在“适当的时侯”进行评价“是必要的, 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7) 。

　　不纠缠和不匆忙的原则与实事求是并不对立, 前者是后者的重要体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考虑到:1.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尚未解决, 国内外情况复杂多变;2.现实问题任务繁重、时间紧迫, 解决它更重要, 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拨乱反正和建设事业;3.历史问题牵扯的东西过于庞杂, 相比现实问题, 分歧更大且时间太近, 难以看清楚, 如果没有解决好, 不但会越描越黑, 而且会加重现实困难的解决。因此, 决定暂时不触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敏感神经”, 以免加剧对立和分化。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消极对待“文革”等历史问题, 而是等待时机, 当党和国家趋于安稳时再通过决议加以一举敲定。

　　1979年1月18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 胡耀邦撰写的、得到党中央批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印发给所有与会成员。它同样强调, 对待历史问题, “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地做判断, 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 (8) 。务虚会《简报》第1期也要求思想、理论、宣传界的干部和工作者, “对很多问题, 我们的同志不宜匆匆忙忙作出判断” (1) 。这再次强调了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指示。

　　四、“国庆讲话”后:立即以中央决议的方式作定论

　　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运动, 促使党中央将评价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不纠缠和不匆忙作评价的方案有其合理之处。但是, 解决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也存在相互促进、交汇交融的一面, 不管是处理各项实际工作还是讨论教训, 都无法绕开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因此, 党内外都大力呼吁对其给出定论。

　　其一, 思想理论界呼吁作出评价。解决历史评价难题是思想理论界与党中央互动的硕果之一。1979年1-4月, 根据邓小平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的指示精神,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积极讨论重大问题, 呼吁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统一定论。第一组代表对“不匆忙”评价的方针提出质疑,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一位历史人物, 是可以评价的, 是应该评价的”, “事实上, 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 很被动。这件大事, 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 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 “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2) 。其中, 丁代表从作用层面提出, “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但问题还很多, 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衷心希望党中央能够尽快地作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全党范围内澄清是非、统一思想, 造福于子孙万代” (3) 。青海省委宣传部的荆代表从一线工作经历提出, “在日常宣传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如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不正确?毛主席的哪些语录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的, 哪些是之外的?群众提出了以后, 宣传干部说不清。在报纸宣传上为了回避毛主席的缺点、错误, 往往把毛主席说过的一些错话, 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谬论, 用毛主席的另一些话来批判, 群众看了有意见”, 建议“对于毛主席功过的评价现在应提到议事日程上” (4) 。这些观点和建议引起热议。

　　其二, 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运动继续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三中全会后,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主旋律。各界对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解读有争议, 引发全国“说三还是道四”的议论。有的怀疑风气又变了, 中央又要“收”了。但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两次讲话并不矛盾, 都是实事求是, 既反“左”又反右。当发现肯定“文革”、否定三中全会的倾向依然严重后, 邓小平要求各级党、政、军的机关就实践标准问题进行“补课” (5) 。1979年5月,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观点, 发文要求“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课, 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 (6) 。7-8月, 邓小平在山东、天津的讲话继续强调“补课”。由此引发全国性的“补课”运动, 军队系统和全国未开展讨论、开展不深入的地区和部门继续解放思想。党内再次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进行反思和调整。而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 “国际上也等着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7) 。

　　鉴于党内外、国内外的呼声很高, 党中央认识到要尽快以中央讲话为契机, 尽力解决历史敏感问题。1979年6月, 中央常委会一致决定由叶剑英作为代表发表讲话, 这次讲话要有新内容、新水平。讲话经反复讨论和修改后定稿。讨论的群体既有民主人士, 又有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 还有中央常委, “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

　　国庆讲话对评价问题作出回应。它较为充分地概述了毛泽东的功绩, 对于他的失误和错误“没有直接的批评, 不过暗含着一种批评”;对毛泽东思想, 改变了“文革”时的夸大做法, “还是恢复了七大的提法” (2) 。至于更多具体细节问题, 准备之后再一一敲定。对此, 胡乔木解释说, “这是一个庆祝讲话, 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 “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 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 (3) 。这里所说的正式“文件”指的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

　　国庆讲话为作决议创造了时机, 表达了党中央主动回应社会声音, 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的态度, 引发各界的强烈反响。讲话起草时, 有人提出对历史的评价问题“不能拖久了”, “十二大总该解决了” (4) 。讲话后, “大家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 (5) 作定论。这表明全党翘首期盼新的决议的诞生。10月下旬, 中央决定立即着手起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决议, 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它们作出正式结论。

　　五、决议起草初期:最核心的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国庆讲话为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思想、政治的准备。前者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逻辑起点, 后者是迈出最后一步的“探路石”。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 至1981年6月定稿, 经历了多次党内外大型讨论, 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力排错议, 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充分集中。

　　邓小平亲自领导决议起草工作和集体讨论, 为决议倾注了大量心血。邓小平对决议先后发表19次重要谈话。1980年3月19日, 他对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是最关键的一次, 对决议阐发了三条意见。其中, “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 还是第一条”, 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6) 。在此后的谈话中, 他多次从党史发展的过程来说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特殊性, 要求做到坚决维护它们的地位。例如, 他强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 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 那样, 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 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7)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 不能写过头”,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 (8)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丢了就是“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9) 。他还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 再次强调我们党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地位的态度。

　　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 决议并未等到十二大, 而是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便得以顺利通过。决议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地位, 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还对“文革”10年、“文革”前17年、“文革”后4年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作科学分析和判断。1981年5月,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邓小平总结说, “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 经过不晓得多少稿”, 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可以通过了, 党内外、国内外都在等, “所以, 不能再晚了, 晚了不利” (10) 。在六中全会的预备会和闭幕会上, 邓小平都对决议作了充分肯定。六中全会会议公报也指出, 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 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1) 。《历史决议》同六中全会一道, 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议通过后, 邓小平考虑到很有可能还会冒出各种不同声音, 影响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 遂在六中全会闭幕会上严肃地说:“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 组织服从。” (2) 不久, 他同中宣部负责人的谈话也强调, 要“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 团结一致, 整齐步伐, 努力工作, 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3) 。相较而言, 邓小平对决议的前期酝酿、中间起草、通过后的贯彻落实等各方面事项都居功至伟。

　　除邓小平外, 陈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在党内最先建议以党内决议的形式“敲定”历史问题, 并对作决议的时机、条件, 决议的指导原则、注意事项等作思考;主张在决议“反复推敲, 反复斟酌”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原则下, 把历史问题“一锤子敲定” (4) ;总结了毛泽东的主要功绩, 强调必须从政治全局来认识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崇高地位的重大意义;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要求补上学习哲学、革命史、党史的要求, 以促使党员干部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路线和作风。这既推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诞生, 又保障了决议的说服力和生命力;既很好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文革”等重大历史问题作了评价和定论, 又为加强党内民主、干部水平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提供了方案。陈云虽然不如邓小平那样起决定性作用, 但也提出众多不可或缺的建议, 在助力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过程中贡献卓越。邓、陈二人的大量思考有同有异, 互为补充, 互相生发, 合力推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历史敏感问题的解决。

　　六、十二大前后:报告、党章、宪法都要写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后, 为进一步巩固决议的精神和导向, 党中央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新党章和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中, 继续写入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是举全党全国之力确保邓小平所强调的“第一条”原则不被撼动。

　　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评价的时间节点是1982年 (5) 。十二大政治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以党纪国法的形式巩固了《历史决议》主题、内容和精神。报告、党章、宪法连同决议, 是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的“组合拳”。据胡乔木的秘书黎虹回忆, 这4个文件的“起草任务, 多半是齐头并进或相互交叉, 延续时间很长” (6) 。邓小平在指导四者的起草工作时, 就有意将其统一起来, 合力推动走出旧困境, 开创新未来。

　　中共十二大是极具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 既是对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成果的巩固, 更是对今后四化建设的全面推进。胡耀邦、胡乔木对报告付出大量心血, 就报告的宏观设计, 提出独到见解。胡耀邦认为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 “但各条战线的问题并不等于都解决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结合十二大的召开系统地总结一下经验, 提出各自的工作究竟怎么搞。不能零敲碎打, 要从根本上系统总结一下, 要搞‘成套设备’” (7) 。胡乔木则提出“十二大报告既不同于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 也不同于国庆三十周年叶帅讲话, 要求理论性强, 有文采, 有新意” (8) 。

　　经过起草小组近5个月的努力, 报告达到预期目的。十二大报告指出, 历史决议通过前后, “党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集体智慧, 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做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 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宣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新的伟大实践中, 积累新的经验, 创造新的理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1) 。这再次巩固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也向党内外、国内外表明了党中央的一贯态度。

　　十二大党章修改的时间相对较长, 篇幅较大。邓小平对党章的修改工作提出不少指导性意见和具体性建议。党章有“新”的内容、特点和意义:1.内容上“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 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 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党的建设的经验和反映了党的现实生活的要求” (2) ;2.特点上取长补短, 破旧立新, 契合新时期的需求和时代特征;3.对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意义重大。邓力群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党章, 这是党内党外一致公认的。” (3)

　　十二大党章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定位。党章“总纲”写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总纲明确说明要以毛泽东等人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 既对全体共产党员有指导作用, 也意味着一如既往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历史决议》称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但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时, 又涵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4) 。这样看来, 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中明显少了“建设”一面。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就对这个问题作了修改, 补上“和建设”3个字, 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5) 。这是对《历史决议》的一个小修缮。

　　宪法是国之重器的“重器”, 丝毫含糊不得。1978年12月26日, 邓小平读完《宪法修改草案 (12月4日送审稿) 》后, 对胡乔木说“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条文里不提。要尽快把宪法草案拿出来, 用最短的时间修改好” (6)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 分管公检法工作的彭真强调宪法同历史决议、十二大文件在精神要一致, 要将这些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 “现在没有多少人公开反对, 实际上有些人并不赞成。我们还是要讲‘四个坚持’, 宪法修改草案中要写上去” (7) 。“四个坚持”最重要的一个“坚持”, 就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反复商榷和多方考量后, “八二宪法”继续高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序言”指出, 20世纪中国发生的历史变革中, 除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外, 其余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的, 包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等;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8) 。新宪法讲历史、看现实, 尽管与决议、报告、党章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 但相得益彰, 交织成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红宝书”。

　　十二大之后至今, 党中央继续完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毛泽东, 增加了爱国者、民族英雄、伟大人物、一代伟人等称谓。对毛泽东思想增加了“创造性”的性质定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也不断完善。例如,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 在第3部分的“军事”方面增加“国防建设”的内容;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 在第6部分增加“外交工作”的内容;有些官方重要著作还增加“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国防建设和外交工作的理论”“关于思考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内容。党中央虽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 对《历史决议》作了一些修改, 但并非改变评价, 而是在决议、报告、党章、宪法基础上的新补充, 旨在继续巩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如龚育之提出的, 对决议要在坚持中前进 (1) 。《历史决议》毕竟是党内的政治性决议, 反映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实践发展情况和党内的理论认识水平, 存在局限性。但总体而言, 它依然是一个伟大的、至今仍具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的文本。

　　综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为重点的历史问题, 呈现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成熟的趋势。在历史转折关头, 邓小平于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978年8月, 同陈云达成尽快敲定评价问题的共识;1978年12月, 三中全会确立不纠缠和不匆忙处理的方案;1979年10月, 国庆讲话后决定以党中央决议的方式作出评价;1980年3月, 强调决议最核心的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通过十二大的党代会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的崇高形式, 合力巩固《历史决议》的精神。这几次决策尽管存在变化和反复, 但都是根据具体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而进行的策略性调整, 凸显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高深的政治智慧, 从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终, 党中央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解决了评价问题, 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同对新中国创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态度是一体的。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意味着不是全部摒弃原有基础, 而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

　　评价过程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 对敏感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一, 认识论意义在于要着眼政治大局, 保持宏观全局意识和战略战术思维;要积极遵循问题导向, 提高工作的针对性;要“站在今天和明天写昨天”, 重在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 而不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其二, 方法论意义在于要坚持“开门讨论”的方针, 有党内外意见又有中央决策, 先民主后集中;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的科学方法。其三, 现实意义在于要坚决抵制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 避免“翻烧饼”;要将党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 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价, 在不违背事实的情况下分配好得失与对错的分析权重。

　　一般而言, 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发生了重大事故, 并开始作调整, 历史航向开始往对的方向前进;二是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发生变化, 并且新的领导人支持作决议的工作;三是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比较拥护作决议。由于条件所限, 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 没有发生重大变故, 新一届领导集体不会作出新的历史决议, 更不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2) 。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99-300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8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36-37页。

　　4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157页。

　　5 同上, 第15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42-43页。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 前揭书, 第170页。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49页。

　　9 《叶剑英年谱:1897-1986 (下)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 第1152页。

　　10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4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第155页。

　　11 《陈云年谱》下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 第255页。

　　12 《胡耀邦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第91-92页。

　　13 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 第37-38页。

　　14 肖建平:《邓小平对出台〈历史决议〉的四次考量》,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6期。

　　15 《陈云文集》,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第453页;《陈云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239-240页。

　　16 《邓力群文集》第3卷,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年, 第346-347页。

　　17 总249, 第五组 (51) :《西单民主墙的剖析--范荣康、余焕春同志的联合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 (201-264) , 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3。

　　18 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纲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纲领〉的通知》, 天津市档案馆, X0211-Y-000266。

　　1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 前揭书, 第435-436页。

　　20 同上, 第445页。

　　21 同上, 第446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147-149页。

　　2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1页。

　　24 《胡耀邦文选》, 前揭书, 第115页。

　　25 总1, 综合 (1)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1-70) , 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0。

　　26 总112, 第一组 (21) :《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71-150) , 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1。

　　27 总50, 第一组 (9) :《丁伟志同志一月二十三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1-70) 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0。

　　28 总203, 第五组 (43) :《青海省理论务虚会情况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 (201-264) , 天津市档案馆, X0213-C-000013。

　　2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 前揭书, 第541页。

　　30 《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 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课》,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2日, 第1版。

　　31 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1976-1982:实现转折, 打开新路》,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445页。

　　32 《邓力群文集》第1卷,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年, 第270页。

　　33 《胡乔木文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32、128页。

　　34 同上, 第127页。

　　35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132页。

　　36 《邓力群文集》第1卷, 前揭书, 第271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291-293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2卷, 前揭书, 第148页。

　　39 同上, 第301页。

　　40 同上, 第298、300页。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态势评价难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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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态势评价难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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