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历史意义

 　　康有为追求西方物质文明之目的是要使中国从贫穷到富强。他于二十世纪初周游欧美，亲见西方物质文明之盛，欧美诸国国富兵强，伸张海权，印象尤其深刻。中国与西方相比非常落后，故力倡改弦更张，将改革提到救国的高度。他的热心倡导无疑有国族主义色彩，但并不与其大同思想抵触，大同毕竟是未来遥远的前景，救国才是目前的任务。从他一元论的文化观点来看，西方讲究物质文明原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的基本价值是普世的，现代物质文明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建设中国的物质文明乃迎头赶上的必走之路。先将现代中国富强而后迈向世界大同，在思想上并不矛盾，因而他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思想上或心理上的紧张。

　　《国家人文历史》的创作团队有这样一种理念——任何新闻在发生时就已经是历史，而不去了解新闻背后的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新闻本身。在这个信息爆炸、新闻必死的时代，《国家人文历史》坚持自己的理念，以历史的眼光解读新闻，用新闻的视角看待历史。努力创造出有深度、有厚度、有历史感的新闻解读，给予读者一种全新的时政评论。

　　一、引言

　　诚如萧公权先生在论康有为的巨著中所说：“康有为深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非常欣赏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既舒适又安逸的生活”①。康氏认为那是现代化的成果，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既然是共同的现象，不同的国家虽然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但不可避免走向共同的发展途径②。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进化程度主要取决于物质上的成就，所以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走在富强道路的最前头③，其他国家落后了，但迟早会跟进。换言之，康有为没有因国家或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谓 “宇宙观上的鸿沟 “(cosmologicalgaps)。西方的进步由于先获得精美的物质文明，落后的中国自当力争上游以迎头赶上，他因而称此努力为 “物质救国” 。

　　康有为的文化一元论与他所获得的西方知识有关，他的西方知识主要来自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除了宗教类之外，几乎全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其结果使他仰慕实用之学，并相信科学法则可以用到抽象的人文议题上，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形上学甚至神学在内。他认为数学是最完备的知识，故要用几何学来解释平等、财产、惩罚、教育、行政等思想问题 。此一 “知识论的偏见 “(epistemologicalbias)乃形成康有为人类文明普世观的基石。换言之，他坚信不同历史与文化的国家都能迈向共同的发展道路。

　　康有为于戊戌政变后虽经由英国人的保护，脱险抵达香港，但生命仍然受到威胁。幸得日本友人的帮助以及日本政府的同意，他到东京成为政治避难者，在日本颇受敬重。他欣然与日本仰慕者互通诗文与书法，觉得获得了新生命，故自号 “更生 “。不过，日本政府受到清廷的压力，不愿继续收留这位政治犯，康只好从横滨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之后继往伦敦，要求英国政府协助推翻慈禧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此举无效，他又回到温哥华，成立保皇会继续勤王。此一

　　政治行动一时颇有成效，分会遍布美洲与东南亚 ，引起清廷警惕，以十万两高价悬赏康之人头。当慈禧意欲废除光绪帝位时，康于 1900年乘 “拳乱”之机，使唐才常在武汉发难，但兵败唐死 。唐才常举事失败后，康有为初避难于槟榔屿，后至北印度，受英国殖民者的保护。直到1903年 4月掌握慈禧政权军权的荣禄死后，康才感到安全并开始旅行 。他从印度出发经缅甸、爪哇、越南、泰国，最后于10月抵达香港。翌年3月22日，他开始环游世界。他虽曾于1899年去过欧美，后来于1906到1910年间又环游世界，但这次自1904到1905年的长途旅行，遍游欧美各国，印象更为深刻，更深感中国在物质文明上的落后，所以要立志缩短中西之间的差距以救中国。他亲眼目击西方的富强，反思自己国家的落后，爱国之心油然而生。他认识到中国的衰败，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要因乃物质文明的不彰。他游历意大利时，听闻罗马要强租三门湾 ;他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博物馆，亲眼看到圆明园许多劫后遗物，使他感慨万千瑡瑏。他将游历十一国的心影写成 《物质救国论》，序言写于 1905年的 3月，当时客居美国的 “罗生技利”(洛杉矶)市瑢瑏。此次环球之旅，对康有为而言，可说是一场震撼教育，值得细表。

　　二、目睹欧美物质文明

　　康有为的环球之旅始自香港，经中南半岛、缅甸到槟榔屿，稍作逗留后于五月底乘英船到锡兰，再转乘大海轮经红海的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于1904年6月中旬登陆意大利，逗留两个星期。他访问了纳普勒斯、罗马、米兰以及一些其他的意大利城市瑣瑏。康有为对意大利的印象，最初有点失望，因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不如他从书本中的认知。他在罗马与纳普勒斯见到的贫穷、窃盗、肮脏以及街道上的乞丐，使他想起古代中国的物质景象。不过，他觉得也许意大利要比其他高度富强的欧洲国家，更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学习瑤瑏。罗马以及其他地方的古迹，如凯撒大帝的故居仍然存在，使他惊奇瑥瑏。他深信所有的这些古迹为理解人类文明演进所必须瑦瑏，相比之下中国保护古迹的工作远不如意大利。中国的建筑虽始于三千年前，早于其他国家，但古建筑

　　的遗迹甚少瑧瑏。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尤其使他惊讶，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教堂瑨瑏。意大利在近代虽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但也仍有些重要的进展。意大利在康四岁时统一为现代国家，开设议会，接着开始建设物质文明，包括铁路、粮食、制造、企业、银行等等瑩瑏。据康之估计，以意大利的机械生产为例，自1871到1894年的二十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瑠瑐。他根据演进的共同道路判断物质文明的高低，认为中国在秦汉时代要比古罗马先进，但中国物质文明的进程在近代落后了瑡瑐。如何赶上西方国家呢?康之答案就是选择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

　　康有为于6月底越过阿尔卑斯山脉来到瑞士，之后前往日内瓦、维也纳、布特派斯、柏林、巴黎、伦敦与苏格兰各地，然后横渡大西洋，于12月返抵温哥华。1905春，他访问美国，又于同年8月赴欧洲，主要访问德、法两国。他于10月返回到美国再作广泛的游历瑢瑐。在那个年代，没有其他中国人有他那样在欧美游历的经历。他的环球所见更坚定了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认为是人类进程不可回避的阶段。他的结论是立宪与开议会确是最进步的政体，为使中国富强所必需。英国最先完成君主立宪，使它成为举世最强大的国家。意大利、德国、日本均因采用立宪政体由穷变富。康的环球之旅无疑加强了他宣扬君主立宪的信念，将他的大同理想置于遥远的未来。

　　三、两帖不同的药方

　　康有为游历世界，见到工业化西方列国之富盛，不免既惊又惧，深怕中国会被现代潮流所淹没。中国于义和团事件之后几被瓜分，对康而言最遗憾的是并未动摇慈禧政权，而光绪仍在软禁之中。慈禧虽于劫后开始新政，但仍然拒绝解除追杀康有为的命令。康氏处此境遇自有其强烈的使命感，诚如其于结束旅行后所说：他要为垂危的中国开起死回生的药方瑣瑐。当时的中国既贫穷又衰落，与西方之富强形成强烈的对比，完全无法抵御外力入侵，濒临危亡。中国之病症有目共睹，但康未见有人能正确地对症下药，他开出的药方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现代的工业文明。他担心当时革命党人所开的猛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改良与革命是1900年代两帖全然不同的药方瑤瑐。革命运动于庚子事变后崛起，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引发了革命党要共和、改良派要立宪之争。

　　康有为反对革命的立场非仅为了忠于光绪皇帝，更由于他的思想背景。他坚信文明演进不能躐等，中国在现阶段不能搞革命，否则将导致破环与动乱，甚至无端流血。康于1904年游览法国时启发他写作 《法国大革命记》，其中注意到法国在议会制成熟前，贸然随美国之后搞革命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瑥瑐。如中国也贸然革命，由于时空有异于西方，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康指出：若法国革命丧失一百二十五万人之性命，中国革命将会死亡数百万人之多，而幸存者亦将成为乘虚而入的白种人的奴隶瑦瑐。所以他的结论是：革命绝不能带领中国走向工业化之路。以康之见，革命党宣扬民权、自由与共和来 “煽动全国”，误以为可以致富强;其实错误用药，“必将因药受毒”，认为可 “令人发狂妄行，子弟背其父兄，学者犯其师长而已”瑧瑐。他因而视革命的概念不仅抽象无用，而且会制造混乱，不禁忧虑革命党将危及国家的生存。据他所知，西方的自由概念旨在解放奴隶制度、中古封建或天主教会，而中国两千年来既无奴隶也无封建，故全无革命与解放之需要。他指出自由在西方受到法律的限制，欧美国家谨守法律，而其国人尊重规矩与自律要胜过国人百倍;再者，西方的自由概念，并非在中文里可以为所欲为的意思。他认为若在尚无自律与法治的中国倡言自由，是疯狂之举，将使年轻一代自我纵容，漠视做人的基本道理瑨瑐。他游德国时，见到 “整齐严肃之气象迥与法国异”，认为 “此德之所以强也”，所以“方今中国散漫无纪正宜行德国之治”;若反向而行，“而欲以自由救之，所谓病榻而饮鸩也，其不至死不得矣”瑩瑐。

　　于此可见，康有为之所以反对革命，因为在他看来唯有改革才可能促使中国的现代化，他的关键词就是 “物质文明”。他注意到英国在哲学与革命理论上不如德法两国，但仍是举世最为富强之国，即因其物质文明最为精致。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凌驾世界，主要靠他们发明机械与创新制

　　造业。即使美国的工业化较欧洲为晚，但也已经是世界强权之一瑠瑑。欧美经验使他更加确信，工业化绝对是现代国家成功的钥匙。康氏知道物质文明的内容极为繁富，他最关注的是工业生产、

　　轮船、铁路、电气、大炮、军舰之类瑡瑑，因这些东西是导致西方国家快速富强的新进项目。他引用洛克 (JohnLocke，1632-1704)、霍布斯 (ThomasHobbes，1588-1679)、弥尔 (JohnStuartMil，1806-1873)、达尔文 (CharlesDarwin，1809-1882)、斯宾塞 (HerbertSpencer，18201903)的事例来证明物质之重要。他对这些英国学者的理解虽过于简化，但无疑在凸显英国的“实学”(utilitarianlearning)有助于英伦三岛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大帝国瑢瑑。

　　康有为的思想在1905年有所转变，自与其周游世界的感受有关;之前他比较注重政治改良，之后他强调物质建设，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瑣瑑。魏源曾说过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对康而言，夷人的长技就是科技，也是中国迫切所需。洋务派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都理解魏源所说，但他们都忽略了科技背后的西方知识与学问，因而无法自制武器与设备，只能向国外购买。

　　工厂虽然建立了，但成效不彰;招商局开办了，有了商船，但久无中国籍船长瑤瑑。康欲更深层掌握科技之热忱，情见乎词。

　　四、物质文明造就现代海军

　　轮船的发明导致铁甲舰取代了靠风力的帆船，产生革命性的改变。蒸汽机不仅缩短了海上航行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海上武力的性质，铁甲舰既可载重炮，也可以从多方向攻击敌人。康有为有鉴于此，特别敬仰发明蒸汽机的瓦特(ScotJamesWat)，蒸汽机的使用大大减缩航程而改变了世界，他因而曾前往瓦特在苏格兰的故居瞻仰。他也注意到轮船虽在1801年才发明，但已经能使西方国家自19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帝国。他更注意到英国仅派两艘铁甲舰驶入广东，就大败总督叶名琛的三千帆船、两万水师;之后中国门户洞开，至1860年英法联军竟攻陷北京。同时期的日本、缅甸、越南诸国，也在坚船利炮下屈服，足见现代海军之伟力，莫可抵御瑥瑑。

　　军事科技无疑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强权无不拥有强大的陆海军，配备了新型武器。康有为认识到，任何一个被尊重的文明国家必须有赖于军事实力对内自保、向外扩展。曾国藩与李鸿章虽知军备的重要，亦曾建立北洋海军，却在甲午一役全军覆灭，失去自卫的能力。康有为对颐和园工程挪用海军军费导致甲午北洋丧师，继之以庚子之乱，甚感悲痛瑦瑑。他指出除了领导者的问题之外，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更是主因。中国军队既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又无足够的科技知识制造器械。所以他警告说：中国若不使军事现代化，将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瑧瑑。现代化的军队更需要大量的经费来建设，康有为痛感花两万万两 “为慈禧太后祝寿，”赔日本败款 “两万万三千万两”，“赔八国赔款则有十万万两之款”，总计十五万万两，若以此巨款来治理海军，“则中国于地球莫强焉”瑨瑑。

　　康有为见及欧洲强权无不在壮大其海军，英国皇家海军实力最强，故能主宰世界，并拥有最多的海外殖民地。他也见到外国的现代炮舰在中国沿海口岸，如入无人之境。所以强调海军的重要性，若中国 “濒太平洋而无海军，何异万宝储藏，海盗环集，而孤岛无舟，坐待贼至耶?”瑩瑑康氏强调海军乃保护海上通路与贸易安全之必须瑠瑒，似乎在呼应美国军事家马汉 (AlfredTMahan)的海权论，虽然康氏未必得知马之名著。马汉说：英国成为海洋霸主，因其完善地将海军战略与国际经济与政治紧密连接在一起瑡瑒。不过，康氏确实知道美国 “罗士福”总统 (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大治海军，将欲与英比矣”瑢瑒。

　　康有为于1905年环游列国之后，强调治理海军之重要，因觉得如无海军保护，即使国内再改良，亦不能抵御外力入侵。不仅如此，治理海军需要较长的时间，建造船舰与训练人员至少需要十年。康氏心目中的现代海军，不能再向国外购买，而须将新海军建设在物质基础之上，包括炼钢、制造机械以及建造新型铁甲舰。他游英时，曾访阿姆斯庄(theArmstrongshipyard)造船厂，印象深刻，说有工人二、三万，“船渠若大河，其宏大之气象固非他国所能比”。他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德国的船厂，汉堡最大的船厂已造船 “八十余艘，近五十万吨，冠于大地焉”。即使小国如荷兰、丹麦、瑞典等船厂，规模也很大，而以中国幅员之广大，在福建的船厂经营二十余年，“无少长进，迄今犹之老旧之小厂也”瑣瑒，使他感到警惕。康有为认为以中国之大与人口之多，实在需要很多的船舰，而造船并非十分艰难的任务，除了取得必要的材料如铁板与铁钉之类，应该及时采用日异月新的造船技术，要讲究速度与精巧。他在西欧博物院内从模型看到自古以来建造军舰与商船技术的进步，于此可比较各国最新型的船

　　舰，才知道改良的原由，然而以中国之大却没有博物院可以提供知识瑤瑒。康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院，因博物院一清二楚地呈现了物质文明进步的过程。

　　康有为见及军事现代化不能仅靠向国外购买军火，曾说：“不求自制，愚又何可及也”!他指出没有国家会出售最精良的武器给其他国家;事实上中国过去所能购得者，都是过时的旧武器。他访问德国著名军火工厂克虏伯(theKruppArsenalatEssen)，看到许多中国所无的新型武器，痛感 “袁世凯、岑春煊昔曾来购，皆旧式者耳”!康有为将武器视为国家的 “托命之物”瑥瑒，而中国一直 “依命于外国”。他抱怨数十年来呼号自强，却不知在经营何事，“是犹居朔雪玄冰之地，终岁不豫制衣裘，至朔风凛冽，大雪漫天，乃赤体而号寒也，惟待冻死而已”瑦瑒。他的比喻充分说明了他的忧虑。

　　康氏更深一层认识到自制武器要靠科技知识，所以必须培养科技人才。他发现在阿姆斯庄船厂有不少日本军官，在克虏伯军火工厂学习的日本人也很多，而竟无一个中国人!若无学识又如何能造得出舰炮?而舰炮不过是两项，精美的现代物质文明尚有许多其他项目，所以必须 “大派学生，多聘名匠，亟亟学之，学成而又必有实在演武试之，如是数年，然后真能传其法”。不过，他并不赞成盲目向外人学习，要能 “不泥其迹，而更新其法，其新制者又能与万国竞”瑧瑒。总之，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亲眼目击欧美物质文明的富盛，痛感1860以来自强运动之事倍功半。他的结论十分明确：不去掌握科技自造舰炮，绝对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五、进而建立物质之学

　　康有为深知现代军备与训练需款浩大，当时的中国已经负债累累，又何来浩大的经费?最终解决尚须要有富裕的人民。藏富于民是中国悠久的观念，他问： “民不足国孰与足?富民之本，在精治农、工、商、矿、转运之业而更新之”。所以要达到强兵或富国的目的，一定要 “以举国之力、全国之才，亟从事于物质之学”，方克有成瑨瑒。

　　康氏心目中的物质之学，包括算学、物理、化学、机械、土木、电机工程，以及铁道、邮政、电信等等。旭日东升的 “新世界”有此物质之学，无此物质之学则仍属 “旧世界”。新世界的效力千百倍于旧世界，能够 “缩远作近，照暗为明，省日增寿，速行开智，倍植人口，开辟地利，增产滋富，移风易化，治国强兵”，而旧世界犹如 “大风之震落叶，怒潮之卷昆虫，莫不

　　摧破毁灭矣”瑩瑒。于此可见，康有为认为基于物质之学的现代新世界，才能导致知识、道德、习俗、与政府之改观瑠瑓，康氏的物质史观于此可见。

　　康氏的新世界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他亲眼所见的欧美世界，使他深信现代国家之强弱完全取决于物质文明的高低。他举例说：英国首创物质学，所以最先称霸大地;美国虽无杰出的哲学家，但物质甚精，国力亦称宏大。意大利与西班牙崇奉神学，哲学虽深，然因物质不精，国力亦微。比利时虽小，因精于制造之业仍能立国。荷兰首创航海业，遂在南洋称霸。康对德国之崛起，印象尤其深刻，德国自从战胜法国以后，“专讲物质、工艺、机器、电化之学，事事业业皆有专学，讲求不过二十年，今遂胜于强英”。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根据物质之学的成就，判断德国与美国将会 “雄飞大地”瑡瑓，不无先见之明。康有为认识到德国的富强由于专精工学，德人重视各级工程学校，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建设工场，完善设备，于是无论矿学、土木工学、桥梁、机器学、纺织，甚至玩具等，都是专门之学。他曾访汉堡的高等工学院，该学院原有五科，后增设数学、物理、电学、建筑诸学，学生人数在十年内从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这使康益信德国的崛起要因在科学与工业上的成功。德国也

　　有学校开设绘画、音乐、铁道，邮政、电信诸学瑢瑓。康有为特别留心德国，显然是想要中国师法德国，他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从贫穷转致富强。中国虽已有新学堂，但以康之见，实用的物质之学仍非常不足，更不幸的是新学堂 “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瑣瑓。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务虚而不实。

　　德国以外，康有为敬重美国物质文明之盛，他认为美国之崛起， “东定古巴，西取吕宋”，无他，就是 “物质之学盛，而工艺最精故也”。康自称曾遍游美东大城工厂，他看到经常有超越欧洲的新发明，亲见其算盘，一秒钟可算三百个数字。他在首都华盛顿知道美国的专利局自

　　1795年成立以来，已发 190500个专利权。康认为发明之多使美国从旧世界迅速进入新世界瑤瑓。

　　康氏不曾用过 “资本主义 “(capitalism)一词，但熟悉垄断经济的 “托拉斯”(trustmonopolies)以及其他流弊，对富豪钢铁大王 “卡利忌” (卡内基，AndrewCarnegie)、煤油大王 “落机花路”(洛克菲洛，JohnRockefeler)等人乐于布施，慨捐巨款筹办大学，以及开设图书馆等，备致敬意。卡内基一家就捐赠1300座图书馆，占纽约所有图书馆的十分之一。美国富豪能够作大规模的慈善事业由于他们本身极其富裕，而富裕主要来自石油、钢铁与电力，都是康有为所说的物质文明瑥瑓。北美的庞大财富能于十八年间造就如加拿大的 “湾高华” (温哥华，Vancouver)、美国的 “罗生技利”(LosAngeles)这样拥有十余万人口以及壮盛宫室、园林、学堂、公馆的大都会。康氏在这两个都会都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亲见 “电车如织，电灯如月”瑦瑓。他到美东后又发现东岸比西岸更加繁华。康氏认为美国的财富、逸乐、繁荣主要来自其物质文明而非其民主自由，知道他的一贯信念，并不为异。贫穷的墨西哥正由于革命与共和制度而缺少物质文明之故，

　　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负面的例证瑧瑓。康氏给予物质文明至高无尚的评价，因觉其极端重要而又不可能一蹴可几，必须长期经营。

　　他指出议会、行政、法律、财务以及译述，都可能于相对短期内完成，但是科技与工业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有成效。他素来主张议会制度，但他有鉴于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而出现的生存危机，不免怀疑靠议会制度能否抵御外侮。他直言：“我海军未成，陆军未练，道路未通，气电未解，工艺未开，而强敌之交压而进迫，谁敢保其不来?一有来者，既无御具，何以待之?”瑨瑓 萧公权先生

　　曾指出：康氏 “从未放弃自以为圣贤的自信”瑩瑓，但现代西方文明所呈现的富强气势，使他甚感压力，欲以物质救国。康氏读了不少中国书，也略通欧美之学理、事迹、风俗等，愿意舍命救国，“然使物质不兴，则即令四万万人者皆如我，然已无补于亡矣!”他自知对物质之学无专长，对救国实事难有贡献，但认为教主不能救国，应学俄国彼得大帝到西方苦学造船三年;归国后以实学教导国人，“卒以海师霸北欧”，但自惭不能像彼得苦学实学，引以为耻瑠瑔。康以实学为救国要务之坚强信念，昭然若揭。

　　康有为更提出经由物质与工业走向富强之路的具体步骤，一方面 “广延名匠”，邀请外国科技专家来华教导;另一方面 “大派游学”，派遣不少于一万名游学生前往欧美、日本学物质、工艺、军事、机器、电器、化学等科目。当留学生五年后学成归国，每省可分到数十人从事制造电气等事业，其中聪敏者必能有可观的创新，而后可与万国争锋瑡瑔。康有为游历世界各国，知道各国之长，所以能够推荐游学生应到何国、习何科。他认为德国的工艺最精，但国人多通英文，自以前往英美为宜。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名重天下，但以哲学、神学、文学、医学、法律著名，康既以实学为重，也不以政治中心伦敦为游学的好地方，他情愿推荐英国工艺中心爱丁堡(Edinburgh)或伯明翰 (Birmingham)，视为物质之学的源泉，因是华特(Wat)与达尔文 (Darwin)的家乡。他亲见 “苏格兰工厂如林，而学堂乃精于物质”，更何况物价较廉，故最适宜游学生学习瑢瑔。

　　若专学电学，康有为建议前往美国，认为其电学为 “全球第一”，美国人佛兰克林 (BenjaminFranklin)首先用风筝从雷雨中测到电的性质，故其雕像竖立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

　　康氏去过许多美国名校，除了哥伦比亚之外，还有哈佛、耶鲁、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与宾西法尼亚。他发现美国在学术上尚不能与先进的英、德同日而语，但就物质之学而言，特别在电学与化学上，可称首屈一指，尤其是康奈尔大学的电学 “全球第一”。他觉得电学愈来愈重要，而美国电学举世无双，自宜多派学生赴美学电，更何况学费要比欧洲国家便宜。至于美西如柏克莱加州大学亦擅长物质之学，而学费更省瑣瑔。如果要学习工程、农业、商业与航海，康氏建议前往德国，他在柏林见到许多技术学校，尤其擅长实验性科学。他以为德、英两国最精于制造军舰与大炮，而德国生活花费仅英国之半。中国自应多去德国接受技术教育，即使学习德文势必要多花一、二年的时间瑤瑔。意大利在他的印象中要比其他欧洲国家落后，不过他觉得意大利的绘画技艺仍然值得学习。惟他心目中的绘画实际上是工商业制图，任何发明需要蓝图才能制造;制图若不精确，工业产品不可能有高水平瑥瑔。所以他认为 “尤当遣派学生往罗马及佛罗炼士(翡冷翠 Florence)诸画院学之，兼及刻石，师其画法，以更新全国，且令学校人人学习，然后制造工艺百物，乃可与欧美竞销流也瑦瑔。至于日本，由于邻近中国，一衣带水，当时已有数千留学生，但令他痛苦的是学 “空学者多，而实用者少“。日本的物质之学虽不如欧美，但各类物质之学也都具备，又因 “地近而文同，费省而学易，以补中国之所无，则为益多矣!”瑧瑔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为了加强物质之学，不仅主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而且知道须同时在国内遍设技术与工业学校，尤其在上海、天津等都会区开办工业学校。他认为要办好这些学校最重要须有好的老师，须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至关重要，如美国最初也以 “丰厚修金”礼聘国外 “名匠”，所以 “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瑨瑔。因如果不得其人，“以至旧废之法来教，不如不学之为愈也”瑩瑔。

　　康如此强调物质之学，亦有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之无所作为，甚至他的变法同侪，也不知如何着手，而革命党在他看来只知呼喊自由与民主的口号，都不明事情的紧迫性。康氏相信国人如了解物质之学有关国家的存亡，当会接受他开的 “药方”。他认为当时如将为太后祝寿的花费以及大量赔款的十分之一拿来资助留学项目、建设工业以及开设学校与博物馆，中国也许已有许多训练有素的人才、优秀的科学家与技师，国家亦可能已经崛起瑠瑖。康有为要落实物质之学，尚有其步骤，他说：“凡举一事也，皆相牵连，不易其乙，欲举其甲而不可得也。夫成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先立乡官，开省、府、县、乡之议院”。也就是说他认识到成事需要配套，需要执行与监督。他认为如能落实，即便广东顺德一县就可得数千万利润，可比美丹麦或德国的汉堡。他乐观的看法是，一县如此，中国有二千个县，成效不言可喻瑡瑖。总之，康有为出乎寻常的重视物质之学，因有鉴于现代物质文明在欧美的昌盛，相对中国的落后有亡国之虞，故提倡物质救国。然他急切的爱国心并未减低政治改革的热忱，以及对大同世界的期望。

　　六、物质救国与大同理想

　　康有为呼吁物质救国于完成 《大同书》之后不久，引起后人对康氏思想的质疑，他是否从理想性的乌托邦转变到关切国家存亡的爱国主义了呢?萧公权教授指出：康 “只是调整重点，而非突然间的思想转变”瑢瑖。萧教授认为，康有为仍然保留乌托邦的大同思想，但当时国家遇到生存危机，使他不得不调整他的注意力。换言之，呼吁物质救国的国族主义，其意不过是迈向大同的必要步骤，因其相信乌托邦乃所有国家的最后归宿瑣瑖。康自认为曾误以为欧美物质文明已接近他的大同理想，故更强调最后理想必须要按部就班，绝不能一蹴而就瑤瑖。然则，康有为不认为遥远的乌托邦与当前列国竞争所需的爱国主义有何矛盾之处。

　　康有为物质救国的论述无疑展现了高度的国族主义，但他深信物质是普世价值，因现代文明不仅给人类带来富强而且愉悦。他看到轮船将世界拉近，铁路带来财富，工业化提升生活水准，都市化美化生活环境，类此所谓物质文明，显然属于世界的，并无国家或文化的界限。他初见以欧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的新世界，以为已经看到乌托邦的曙光，但几乎同时他警觉到现代势力的黑暗面会危及中国之生存。

　　从另一观点视之，康有为力促中国进入物质文明的新世界，不仅为国家生存，而且也是现代人的共同道路。康氏所说的现代世界，从未将东方与西方分得很清楚。他一直强调人类的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然亦要能随时应变，认为不管任何国家或文化的思想与制度，适应社会进步的特定阶段至关重要。康既知中国在物质文明落后于欧美，故必须迎头赶上，而作为物质文明基础的科技并非仅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世界。富裕与快乐既然是人类的共同愿望，那么各国和各种文化都可以享受人类进步的成果。

　　康有为视现代化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并不是要抛弃中国的伦理道德，因认知到在世界大同到来之前，各国拥有不同的文化，作为组成未来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乌托邦到来之前不

　　能先弃自己特殊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现阶段可以相互影响，能够互惠，文化才能充分发展瑥瑖。许多康氏同时代的人也认为不同文化最终会形成世界文化，差别在于他并不认同全盘西化，因他始终坚持现代化不等同西化。

　　另须指出的是，康有为对现代物质文明并非一厢情愿，盲目崇拜，他也看到不如人意的地方，不过他将理想与现实分得很清楚。他在欧美旅行欣赏盛景之余，也目击到脏乱与窃盗瑦瑖。然而现代物质文明虽不完美，但仍是中国必须要仿效的模式。康氏欲使中国进入物质文明的新世界，在大同世界到来之前，绝无意要牺牲中国文化，而他此意似未被当时人或后人充分理解。

　　结论

　　康有为的逐步改良思想在他那个激进的革命时代，显得不合时宜，他的改革思想也无法落实，几无影响，被认为是保守人物而渐被遗忘。然而一个多世纪之后，康有为诞生160年之际，回顾历史，借后见之明，不难发现这位被认为时代落伍的人，却有其超时代的远见。所谓远见，指康氏当年不被重视的见解经过时空的考验，不仅证明正确，其所思且能付诸实施而行之有效。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在三十余年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向最大经济体迈进，其速度与成效诚人类历史所罕见。改革达成的四个现代化，除了农业现代化之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军事国防现代化，正是当年康有为强调物质文明所着墨者。康氏一再强调工业制造的重要性，他的 “物质之学”讲的就是科学与科技;他当年提倡建设现代海军，重视海权，似是难以企及的梦想，但今日竟成为现实，自北洋丧师之后，一蹶不振的中国海军，居然异军突起，走向蓝色海洋。康有为当年关切备至的造船业，今日之中国，不仅国舰自造，而且能造包括航母在内的各类新型船舰，速度之快被称为有如 “下饺子”;若康氏地下有知，将是如何的激动!康有为开出的改良药方，岂非就是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方针?改革有成，岂非证明康氏药方的正确?毕竟革命有功于破旧，改革才能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物质文明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康有为的文化一元论，令他未能看清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界线，亦不认为有守此界线的必要。他早年即自谓：“从事算学，以几何著 《人类公理》”瑧瑖。他复于 《实理公法》中有谓：“人有自主之权”，乃 “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瑨瑖。其实 18世纪之初，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 (GiambatistaVico)早已将 “心界” (WorldofMinds)与 “天界”(WorldofNature)或 “外知识”(outerknowledge)与 “内知识”(innerknowledge)作了区别，将心智之学与物质之学作了区隔。自然科学如声、光、化、电，是可以 “普世的” (universal)，不因地区或文化的差别而有异。诚如英国著名者学家怀德海 (AlfredNorthWhitehead)所说，现代科学虽在欧洲诞生，但可以环球为家。他接着说科学完全可以从一个国家传授到另外一个有理性社会的国家瑩瑖。但是人文学科对外界的关切而形成的主体性，牵涉到同情心、同理心、憎恶心等等，均不见之于自然科学，但一样需要分析与确认，以及相对的准则。简言之，精神文明不似物质文明，是不能也不必普世。所谓全盘西化，就是混两者为一，必然会丧失独立之精神，失去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话语权，不可不慎。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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