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

 　　内容提要《文选》收录赋序，自苏轼质疑以来，即成为学界经常讨论的话题，或赞同，或反驳，莫衷一是。问题的根源在于学界对赋序文体的认识。除个别特例外，赋序应是辞赋作者自己创作的独立于赋文外的文字，后世编者摘录史辞、甚或作者本人编集时施加的说明文字，均不应视为赋序。准此以观两汉的作品，则西汉没有确定的赋序，东汉的赋序也是真伪杂陈。

　　关键词《文选》赋序苏轼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8-0076-09

　　《长江论坛》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宗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重点研究长江流域、武汉与中部的战略发展问题，密切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前沿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宣传国际国内的创造性成果。

　　赋序，顾名思义，即为赋而作的序。如同书序、诗序一样，赋序往往也是序篇章之所由作，对理解具体的作品有较大的帮助，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文选》编者在选录汉魏以还的赋作时，收录了数量不菲的赋序，即可见其一斑。可是，早期赋序的真实性以及《文选》载录的可靠性，也存在颇多争议之处，自宋人苏轼以来常有人论及。兹结合时贤的讨论，对《文选》赋序收录是非的问题予以辨析，并将传世两汉赋序重加理董，去伪存真，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赋在汉代有广狭之分，本文取狭义的含义，所论赋序均为以“赋”作为篇名的作品，他如扬雄《解难》《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等均略而不论。贾谊《吊屈原文》往往被称为《吊屈原赋》，王褒《甘泉宫颂》也曾被称为《甘泉赋》，为免枝蔓，凡如此类者亦从略。

　　一、赋序的界定与《文选》收录赋序的争论

　　赋序是序文的一种。序文的起源，以源于《易传》，尤其是其中的《序卦》，较有说服力。经《仪礼》篇后之记、《礼记》之《冠义》《昏义》《庄子·天下》《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等发展孕育，逐渐成熟。对于“序”这一文体的起源及其体制，可参见赵厚均：《序文含义的演变及其体制》，《中国文学研究》第19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些文字，因为其书往往成于众手，不能视为自序;而其又出于编书者之手，也不能视为他序。《诗》大小序、《尚书序》等明确标明为序，乃是后人阐释古书时因“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孔安国《尚书序》)而附加上的。尤其是《诗》《书》小序，乃他人为单篇作品而作序，或述本篇主旨，或言篇章之所由作，为序之古体，是较为特殊的他序。自左思赋《三都》而求皇甫谧作序，则为求人作序之始。其后著述勃兴，为他人著作作序者成为常态，却罕见为他人单篇作品而作序者。自序之作，源于《太史公自序》。余嘉锡云：“《庄子·天下》《淮南·要略》，皆序也，但无序之名。其以自序入著述，始于司马迁《史记》，扬雄仿之。后此如魏文帝《典论》，葛洪《抱朴子》之类，皆有‘自序，不可胜数。又如班固《汉书》，谓之‘叙传，王充《论衡》，谓之‘自纪，王符《潜夫论》，谓之‘叙录，皆自序也。”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頁。这些自序皆为专书而作。除《诗》《书》序之外，汉代流传下来的作品皆是自序。至于单篇作品之序，似以赋序为最早。吴承学认为：“在诗歌创作领域中，诗人写作自序风气更主要是受到儒家《诗经》阐释学的影响。……当这种批评家对于古人诗歌的阐释变为诗人的自我阐释时，诗自序便自然出现了。”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这种流变，对考察赋序创作也是适用的。赋作为汉代一代之文学，是当时最为风行的文体;汉代又是儒家经学最为兴盛的时代。赋家或许即受到《诗》小序的影响，为赋作进行自我阐释，遂产生了赋序。作为一种文体，赋序并非赋的开端，而是独立于赋正文之外的文字，这与《诗》小序不能被视为《诗》是一致的;同时，除皇甫谧《三都赋序》这一特例外，唐前赋序均为作者自序。按，唐宋时有两个他人为赋作序的特例。初唐谢偃《述圣赋》，其序为唐太宗所作，《旧唐书》列传卷140文苑上云：“(谢)偃尝为《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诏见，自制赋序，言区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为赋，偃奉诏撰成，名曰《述圣赋》。”这是帝王作赋序，再命臣下作赋。苏轼子苏过有《思子台赋》，苏轼序云：“予少时尝见彦辅所作《思子台赋》，上援秦皇，下逮晋惠，反复哀切，有补于世，盖记其意而亡其辞，乃命过作补亡之篇，庶几后之君子犹得见斯人胸怀之仿佛也。”(《苏轼文集》卷1，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这是父亲作赋序，命儿子作赋。这两例显然都比较特殊，不是赋序的常态。明白这两点，有助于我们下文的讨论。

　　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开端楚王与宋玉问对的散体文字，《文选》卷十九在收录时将其视为赋序，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被定为赋序的作品，但萧统的处理却遭到苏轼尖锐的批评：

　　《答刘沔都曹书》云：“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卷49，中华书局，2004年，第1429页。

　　《书〈文选〉后》云：“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无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苏轼著，孔凡礼校点：《苏轼文集》卷67，中华书局，2004年，第2095页。

　　《东坡志林》卷五云：“五臣既陋，甚至于萧统亦其流尔。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也，而统谓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其余缪陋不一，亦聊举其一耳。”苏轼：《东坡志林》卷5(十二卷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苏轼认为《高唐赋》《神女赋》开端的散体文字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的论难是同一性质，都是赋文的正文，并非赋序。日本学者谷口洋认为：“按一般说法，‘序就是处在本文外部而对作品给以说明的另一篇文章。那么，相如赋三人论难就更不能说成‘序了，因为它首尾相应，形成整篇的框架。《高唐赋》《神女赋》‘玉曰：唯唯以前也不能说成‘序，况且这个部分往往用韵语。总之，这些作品虽然可分为散体、赋体(狭义的)两大部分，可是各个部分均为组成作品的一部分，不能划分为作品的‘本文和作品外部的‘序。”([日]谷口洋：《试论两汉“赋序”的不同性质》，《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所言简明精当，值得参考。苏轼三度论及《文选》界定赋序的失误，也引发了后来的学者继续探讨《文选》赋序收录是否得当的问题。南宋王观国进一步指出：

　　傅武仲《舞赋》、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本皆无序。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各析其赋首一段为序。此四赋皆托楚襄王答问之语，盖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误认唯唯之文为赋序，遂析其辞。观国按：司马长卿《子虚赋》托乌有先生、亡是公为言，扬子云《长杨赋》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为言，二赋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赋本皆无序，昭明太子因其赋皆有唯唯之文，遂误析为序也。……又《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王观国：《学林》卷7，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页。

　　王观国指明了《文选》收录赋序的两点错误：误析赋首一段为序、摘史辞以为序。清人王芑孙亦持此观点，《读赋卮言·序例》云：

　　周赋未尝有序。荀子《赋论》第二十六曰“论”者，即以赋为论，别无论著也。《离骚》《九歌》《九章》皆无序。宋玉赋之见《文选》者四篇，不载《文选》者一篇，皆无序。盖古赋自有散起之例，非真序也。《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篇，李善、五臣皆题作序。汉傅武仲《舞赋》引宋玉《高唐》之事发端，善亦题为序，其实皆非也。高唐之事，羌非故实，乃由自造，此为赋之发端。汉人假事喻情，设为宾主之法，实得宗于此。且《高唐》《神女》诸篇，散处用韵，与赋略同，尤可征信。

　　西汉赋亦未尝有序。《文选》录赋凡五十一篇，其司马之《子虚》《上林》，班之《两都》，张之《二京》，左之《三都》，皆合两篇为一章法，析而数之，计凡五十六篇，中间有序者凡二十四篇。西汉赋七篇，中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羽猎》《长杨》《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王芑孙：《读赋卮言》，《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上海淞隐阁清光绪五年(1879)三月印。

　　近人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刘盼遂著，聂石樵辑校：《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1～234页。美国学者康达维《〈文选·赋〉评议》，赵福海等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74～80页。也都对《文选》赋序的处理有过质疑。

　　当然也不乏为昭明辩护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云：

　　苏子瞻谓：“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此谓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赋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难，岂亦赋耶?是未悉古人之体制也。刘彦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则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归余曰乱，犹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异其名。苏子则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882页。

　　黄侃也认同何焯的观点：“并序二字未必昭明旧题，即令出于昭明，亦不足訾，至何焯所云序实与并序之序不同，盖如所论，履端皆可名序也。”黄侃：《文选评点》，中华书局，2006年，第177页。两人皆从“序”的含义上为昭明开脱，针对的是前人批评《文选》误析赋首为序这一点。屈守元也肯定何焯“批评苏轼，很有道理”。⑧屈守元：《文选导读》，巴蜀书社，1993年，第98、194页。其实何焯的辨析，看似言之成理，实则对“序”这一文体未有清楚的认识。作为赋首“履端”之序，仍是赋的正文的组成部分，是不能与赋分离的，与作为文体的“序”不能等同，亦即存在黄侃所说的“序与并序”的不同。黄侃虽然明白二者有区别，而为回护昭明，仍然认同何焯的观点。历览东汉以还如班固《两都赋序》、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马融《长笛赋序》、陆机《豪士赋序》、左思《三都赋序》等，即知何焯混淆了履端之序与作为文体的序的区别。力之撰有《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之序为史辞辨》，认为：“此二‘序均非宋玉所自撰， 而是昭明或其前的某人摘相关著作的文字以为之。”力之：《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之序为史辞辨》，《钦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试图解决前人关于《高唐》《神女》赋序的争端。即使二序如其所言，是后人摘史辞为之，我们也不能将其视为赋序。

　　对于《文选》摘史辞为序的问题，屈守元在注祢衡《鹦鹉赋》时，认为：

　　以上为此赋之序。当本载之《祢衡集》中，张骘取之入《文士传》;范晔修《后汉书》，又采之入《文苑传》耳。凡指摘昭明误抄《后汉书》之文谓之《序》者，皆本末倒置，不明古书体例之瞽说也。《文选》诸文所载之《序》，皆取之别集之中者也(单行篇章亦然)。⑧

　　在他看来，所谓的诸多史辞之序均是史家采之于别集，《文选》亦是据别集而录，并无不当。力之撰《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从六朝总集编撰、隋唐类书引录以及魏晋南北朝人编集的情况等几方面，阐明“昭明太子编撰《文选》而摘史辞以为某些作品之序，在当时并非‘误也”。力之：《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0年。均是为《文选》摘史辞为序进行回护。目前所见摘史辞为序之例，均为两汉之作，其时别集的概念尚未产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296页。诸多汉人之集，均为晋以后之人所编，将后人编集时所撰的说明文字视为赋作之序，显然是不恰当的。

　　又，胡大雷从文体观念的角度，对《文选》赋序进行讨论，认为序有篇内之序和篇外之序的区别。篇内之序，往往导致误析本文为序;篇外之序，则会剪截史辞为之。并以此否定王观国的观点：

　　假如王观国称《文选》把这些文字当作“自序”，他的话是对的，这些文字确实不是“自序”;假如王观国称这些文字因为不是作者自己所作而是他人所作就不是“序”，则没有道理，我们前面所说高诱为《吕氏春秋》《淮南子》所作的序(叙)及皇甫谧为《三都赋》所作的序就不是“序”?只不过《文选》所录的这些“序”是史家所为罢了，《文选》的编者认为这些“史辞”是“序(叙)所以为作者之意”的，是从他处“剪截”而来。胡大雷：《从〈文选〉的文体观念论〈文选〉赋“序”》，《惠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看似言之成理，但這是有问题的，所论与“序”的文体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并不相符。赵翼云：“孙炎云：‘序，端绪也。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其来尚已。然何休、杜预之序《左氏》《公羊》，乃传经者之自为序也;史迁、班固之序传，乃作史者之自为序也;刘向之叙录诸书，乃校书者之自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也，自皇甫谧之序左思《三都》始。”赵翼：《陔余丛考》卷22，中华书局，1963年，第425页。按，孙炎语，《史记集解序》注引张守节《正义》云：“序，绪也。孙炎云：谓端绪也。孔子作《易·序卦》，子夏作《诗序》，序之义其来尚矣。”与此略异。如赵翼所言，两汉魏晋之世，传经、作史、校书者，其时皆往往自为序，罕见有假手他人为序者。高诱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作序，表面看来是为古书所作的他序，实际上是因为他替两书作注之后而自为序，可视为自著书之序，观其两序之后段文字即了然明白，文长不备引。可见，两汉并不存在他序，无论是专书，还是单篇作品均如此。而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六朝时也为特例，除此之外也找不到第二篇为他人单篇作品作序的例子。把后世史家的史辞，作为作品的“他序”，也是不恰当的。

　　在梳理清楚前人关于《文选》收录赋序的争论之后，我们再来全面理董两汉赋序，就可以得到较为确定的答案。

　　二、西汉无赋序说

　　目前传世的被视为赋序的西汉作品共有10篇，分别是贾谊1篇，枚乘1篇，刘胜1篇，司马相如1篇，刘歆1篇，扬雄5篇，其中5篇见于《文选》。现将诸作分类辨析如下。

　　1.可以确定系摘录史辞为序者，有3篇

　　贾谊《鸟赋》开端有散行文字，《文选》卷十三、《艺文类聚》卷九十二皆收入，《文选》于题下注有“并序”二字。其实该段文字与《史记》《汉书》本传所载事迹全同，实乃史传述其行迹之语，并非贾谊为赋所作之序。

　　刘歆《遂初赋》，见《古文苑》卷五，开端之散行文字云：“《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召为黄门侍郎、中垒校尉、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感今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章樵：《古文苑》卷5，四部丛刊影宋本。《古文苑》一书，世传乃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据云为唐人所藏先唐诗赋文章。其成书年代颇多争议，李芳考订为“嘉祐六年(1061)至淳熙六年(1179)之间”，见李芳：《〈古文苑〉成书年代考》，《古典文献研究》2005第8辑;王晓鹃则进一步缩小范围，“大致在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见王晓鹃：《〈古文苑〉成书年代考》，《文史哲》2010年第1期。其题下有“并序”二字，则是将此视为赋序。文中称“刘歆”、称“成帝”庙号，显非刘歆自作，力之认为：“据本传，刘歆为侍中、都尉、中光禄大夫在哀帝即位后， 而《序》云在成帝时。可见《序》不但不是刘歆自为，而且知为者节《汉书》文缀此序时，极为粗心，竟将刘歆在哀帝时之任职系在成帝时。”见《试论赋之范围与汉赋“序文”之作者问题——读〈全汉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乃是好事者据《汉书·刘歆传》而为之。此文又略见于《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并未标明为赋序。欧阳询：《艺文类聚》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9～490页。

　　《太平御览》卷八十九载扬雄《酒赋叙》云：“汉孝成帝好酒，雄作《酒赋》以讽之。”而《汉书·陈遵传》云：“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班固：《汉书》卷92，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2页。《酒赋》或即《酒箴》，《御览》之文应该是据《汉书》改作，并非扬雄所作赋序。

　　2.作品本身真伪成疑，序文乃缀辑他书文字者，有3篇

　　此类作品最有名的当属司马相如《长门赋》。《文选》卷十六收录该赋，以其开端之散文为序，其文曰：“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其事纯属子虚乌有，其文自非相如所作，不知《文选》编者辑自何处。且赋之本身是否可属之相如，亦存在较大争议。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云：“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长门赋》所云，陈皇后复得幸者，亦本无其事。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原注云：“《长门赋》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第695页。 乃以“赋序”所言不实，认为赋作亦非相如所作。又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云：“(司马长卿《长门赋》)此文乃后人所拟，非相如作。其词细丽，盖平子之流也。”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879页。亦以赋为后人拟作。今人虽对顾炎武与何焯否定司马相如对《长门赋》的著作权颇多异议，但对所谓“赋序”还是认为属于伪作，不可凭信。参见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第48～49页。康达维《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曾征引许世瑛、简宗梧等的观点，认为序文虽是后人伪作，赋却是司马相如所作。见康达维：《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自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古文苑》卷三收录枚乘《忘忧馆柳赋》及中山王刘胜《文木赋》，其前有散体文字，编者将其视为赋序。不过，其文乃据《西京杂记》卷四和卷六的文字缀辑而成，实非赋序，陈元龙《历代赋汇》、严可均《全汉文》、费振刚等《全汉赋》在收录时皆刊落之。何况关于赋作本身也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些作品至少是西汉后期人的伪托，如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70页)、康达维《〈西京杂记〉中的赋篇》(《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康达维自选集》);也有学者从用韵的角度试图力证其不伪，但尚嫌单薄，参见吴从祥：《论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真伪及其文学史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遑论赋序。

　　3.序文或出自赋作者之手，但不能视为赋序者，有4篇

　　扬雄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载于《汉书·扬雄传》，《文选》收录前三篇，皆题有“并序”二字，乃以赋开端之散行文字为赋序。《河东赋》未入《文选》，严可均《全汉文》亦取《汉书》之文为赋序。诸篇散行文字是否为扬雄所作赋序呢?王芑孙《读赋卮言·序例》云：“西汉赋七篇，中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羽猎》《长杨》《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王芑孙：《读赋卮言》，《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上海淞隐阁光绪五年三月印。马积高云：“《文选》所载扬雄《甘泉》《河东》等赋之序，前人即曾指出取之《汉书·扬雄传》。”但是，《扬雄传》的来源，通常认为是录自扬雄之自序。如刘知幾《史通·杂说上》云：“马卿为《自序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0页)《汉书·扬雄传》“赞曰：雄之自序云尔。”颜师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汉书》卷87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3583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曰：“段玉裁云：此传为录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赞曰‘雄之自序云，乃总上一篇之辞。唐初《自序》已无单行本，故师古注特就赞首一语明之。”(《汉书补注》卷87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88页。按段玉裁《书〈汉书·扬雄传〉后》文字与此略有不同。见《经韵楼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页)今人张震泽亦云：“《汉书·扬雄传》全部即雄《自序》之文。”(《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5页)《文选》所录诸赋题为序者，固是扬雄所作，但这些文字乃述其生平行事之语，属于序传，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9《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6页。不可视为赋序。谷口洋亦认为：“这些‘赋序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扬雄晚年编写《自序》时附上的。……扬雄《自序》尽管出于作者自身之手，但与后代的赋序不可同日而论。”参见[日]谷口洋：《试论两汉“赋序”的不同性质》，《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诸篇中《羽猎赋》尤为特殊。王观国云：“扬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选》曰：‘赋有两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赋中用‘颂曰二字，不害于义，昭明析‘颂曰为一段，乃见其有二序，盖误析之也。”③王观国：《学林》卷7，中华书局，1988年，第220、221页。按，《羽猎赋》前“孝成帝时羽猎，雄从……聊因校猎，赋以讽之，其辞曰……”这一段文字，据上文可知，乃扬雄自述;紧接其后的“或称羲农……遂作颂曰”则是赋之正文，被《文选》编者误析为序，以致五臣之张铣遂有“赋有两序”之说。按，张铣对赋序的认识非常疏阔。枚乘《七发》八首，张铣注云：“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谏，不欲犯其颜，末一首始陈正道。”(五臣注本，如宋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四年本等均作张铣;六臣注本中，东京大学藏奎章阁本亦作张铣，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作张铣，末云“善注同”，四部丛刊影宋刊本作李善，末云“铣同善注”;李善注本，如胡克家重刻宋淳熙尤袤刻本则无此条)所谓“第一首”，即赋的开端楚太子与吴客的问对，这犹如宋玉《高唐》《神女》开端之文，是不可视为赋序的。王观国注意到《羽猎赋》序文的特殊性，并博征诸赋，以为赋中用“颂曰”等类似的文字并不妨害其应为赋作的正文，所论颇有见地。不过其既已知扬雄《甘泉赋》之序乃“昭明摘史辞以为序”，③仍以《羽猎赋》前扬雄自述为赋序，则未为允当。

　　所谓西汉赋序，不论是《文选》收录的，还是其他文献著录的，均非作者本人为赋而作的序。尽管这些文字对了解赋作有一定的帮助，也确实有人将其当作赋序，但是它们并不符合赋序的文体特征。在西汉时不存在真正的赋序。

　　三、东汉赋序辨析

　　随着汉赋与序文文体的发展，东汉初已出现作者自作的赋序。桓谭的《仙赋序》以第一人称叙述其作赋的缘由，常被视为真正的赋序。如吴承学认为：“在文集中，赋出现‘序，较早是扬雄，在一些文集中，他的不少赋都有序。……但这些序大概是后人从《汉书》中辑录下来的，而不一定是扬雄自撰，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序文。真正的赋序大约出现在东汉时代，如桓谭《仙赋》的序。”(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文云：“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余居此焉，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严可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535页。《艺文类聚》无“余居此焉”四字，严氏据《北堂书钞》校补。有关文字的校改，可参见孔广陶之注。见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学苑出版社，2003年影印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本，下册第147页。此序及赋现存《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北堂书钞》卷一百二有《桓子新论》一则及《仙赋序》，文字与此略同而稍简。《书钞》所引《新论》被视为其第十二篇《道赋》之文。由两者并为《书钞》所引，可知此序应是桓谭为《仙赋》而作，后在作《新论》时复采入书中。又冯衍《显志赋》前有长文，《后汉书·冯衍传》引录，云：“退而作赋，又自论曰。”该文的大部分篇幅是在叙述其失志和隐居生活，有似一篇《显志论》。不过其末云：“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迟，伤德分崩。夫睹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里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叙述赋之所由作，又明显属于序的功能。《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自论”中文字“游情宇宙，流目八纮”，即题为冯衍《显志赋序》。近人陈汉章云：“《后汉书·冯衍传》：‘退而作赋，又自论曰，自论，即自序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论说》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31页。日本学者谷口洋亦认为：“这篇文章虽题为《自论》，其内容完全贴合于赋，可为事实上的赋序。”[日]谷口洋：《试论两汉“赋序”的不同性质》，《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虽然“自论”之主体部分不是在说明写作缘由，但其讨论的内容又和赋作密切相关，且古今学者均有将其视为赋序者，我们也不妨以赋序视之。冯衍另有《杨节赋序》残文，见《初学记》卷六，文云：“冯子耕于骊山之阿，渭水之阴，废吊问之礼，绝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无偶俗之志。”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年，第136页。所云超物絕俗之志，与《显志赋序》近似。据《文选·潘岳西征赋》李善注，《杨节赋》应为《扬节赋》。序文别无可考。

　　杜笃《论都赋》见《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传》，赋前有两段散体文字，被目为“奏并序”。奏文末云：“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这是在奏疏中说明自己作《论都赋》的缘由。接下述光武帝之行迹、客欲迁都咸阳之言以及杜笃的反驳，始云：“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末云：“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交代作赋的背景及缘由。《历代赋汇》卷三十二即于题下云“有序”，将两段文字均采入，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二十八则题为“并上奏及序”，将两段文字分为奏文和赋序，费振刚等《全汉赋》则从严氏，可见“皇帝以建武”以下历来是被视为赋序的。从其文意及功用来看，该文也确实符合赋序的特点。

　　从上述东汉初年诸人的赋作来看，赋序已经正式登上舞台，并很快诞生了东汉赋序的第一名篇——班固《两都赋序》。东汉中后期，赋序创作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严可均《全后汉文》共辑录了16位作者的25篇赋序，详情如下：桓谭1篇、冯衍2篇、杜笃1篇、班固1篇、马融1篇、傅毅1篇、崔骃2篇、张衡4篇、王延寿1篇、边韶1篇、边让1篇、崔琰1篇、徐幹1篇、赵岐1篇、王粲3篇、陈琳3篇。按，严可均《全后汉文》据《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录有张升《白鸠赋》并序，今检《御览》，实为《白鸠颂》，忽略不计。王粲三篇赋序分别为《投壶赋序》《围棋赋序》《弹棋赋序》，俞绍初先生认为应合为一篇《弹棋赋序》(《建安七子集》第109页)，姑仍其旧。另外，《全后汉文》中赋前有散体文字，但未标明为赋序者有：班昭《大雀赋》《东征赋》、崔寔《大赦赋》、蔡邕《伤故栗赋》《述行赋》、祢衡《鹦鹉赋》、杨修《孔雀赋》、刘桢《瓜赋》。共有作者22位，作品33篇。不过这些作品，有的仍然存在争议，有的可能并非作者本人所为，均需细加辨析。另外，还有几篇《全后汉文》失收的文字，疑似为赋序，也需再讨论。兹将诸作分类辨析如下。

　　1.《全后汉文》标明为序者

　　(1)误析赋文为序

　　傅毅《舞赋》见于《文选》卷十七，《全后汉文》卷四十三。其文以楚襄王与宋玉的问答开端，与宋玉《高唐》诸赋类似。《艺文类聚》卷四十三节录之，《古文苑》卷二又据之转录，不过作者改为宋玉，遂启后人疑窦。关于作者的争论，在此不拟详论。《古文苑》章樵注云：“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诺之词，遂指为玉所作，其实非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2、梁章钜《文选旁证》卷18均尝疑之。今人方铭、吴广平、刘刚等则力挺其为宋玉所作，见方铭：《战国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6年，第415～417页;吴广平：《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第139～140页;刘刚：《宋玉辞赋考论》，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91～101页。其序文，通常也认为是《文选》编者析赋首一段而成，何焯云：“前后俱写一时宴饮之事，中叙舞之节奏，此即赋之正文，不必列之为序。”“《高唐》《神女》诸赋，以问答发端，序即正文，非若《长门》《鸟赋》等序也。《舞赋》正拟《高唐》遗格，问答中间全用韵语，姿态横生，与后文自成一片。”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卷4引，民国上海扫叶山房本。所论甚是。

　　(2)摘录史辞为序

　　张衡《思玄赋序》云：“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与《历代赋汇》均无此序，严可均《全后汉文》载录，张震泽认为：“此序乃后人录《后汉书》本传文为之。”⑥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271页。其说良是。此序与《后汉书》张衡本传之文全同，或为严可均辑录时割裂史传而成。

　　张衡《鸿赋序》，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未收，严可均《全后汉文》据《太平预览》卷九一六辑录，严可均将卷次误为“卷九一九”，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仍之，今为拈出。费振刚等《全汉赋》从之。张震泽已疑其有误，云：“或以为此篇乃隋卢思道《孤鸿赋》”。⑥龚克昌等通过仔细比对，确认该文为《隋书·卢思道传》所录《孤鸿赋序》的一部分。参见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后汉》，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82～584页。踪凡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卢氏在序中引用了《扬子》《淮南子》和张平子(张衡)赋中的话以抒发情怀，而《太平御览》卷九一六‘鸿”字条在征引时却将‘扬子、‘淮南子、‘平子赋皆另起一行，而与‘隋书并列，似乎已将‘南寓衡阳以下文字误判为张衡所作。”踪凡：《严可均〈全汉文〉〈全后汉文〉辑录汉赋之阙误》，《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按，“南寓衡阳”句，祝尚书注云：“寓，《北史》本传引作‘翔。按《文选》张衡《西京赋》：‘鸟则鹔鸹鸨，驾鹅鸿。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祝尚书：《卢思道集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第103页)可知其文实出自张衡《西京赋》。指出了《太平御览》的编者在征引卢思道《孤鸿赋序》时将其文割裂成几段的错误。严可均《全后汉文》所录之《鸿赋序》不能算作张衡的作品，已可视为定论。

　　(3)序文来源不甚明了

　　赋前有散体文字，曾被当作赋序，其实并非赋序，但具体来源不明。崔骃《大将军西征赋》，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其前有散体文字，严可均析为赋序，文云：“主簿骃言：愚闻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据《后汉书·崔骃传》，骃为窦宪掾属。所谓“大将军”即指窦宪，文称“主簿骃言”，显然不是崔骃本人的口吻，更可能是史官的记载，欧阳询在编纂《艺文类聚》时将其辑入，其实本非赋序。

　　2.疑似赋序，《全后汉文》收录，但未标明者

　　《全后汉文》所收录赋作，有八篇赋前有散体文字，严可均并未标明为序，其中蔡邕《伤故栗赋》《述行赋》、杨修《孔雀赋》三篇之文字都符合序文叙作者之所由作的特点，可以视为赋序。其余五篇作品恐均不得称为赋序，一一辨析如下：

　　班昭《大雀赋》见《艺文类聚》卷九十二，赋前散体文字云：“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东征赋》见《文选》卷九，李善注引《大家集》曰：“子穀，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官，作《东征赋》。”这两段文字收录于《全后汉文》卷九十六，皆以汉宫中对班昭的尊称“大家”来指称班昭，显然也不是班昭自作赋序。尤其后者并非《文选》正文，而是见于李善注引《大家集》，更可证实其乃后人在编《大家集》时附益上去的。

　　崔寔《大赦赋》云：“惟汉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涤恶弃秽，与海内为始，亹亹乎恩隆平之进也，寔就而赋焉。以为……”《全后汉文》据《艺文类聚》卷五十二、《初学记》卷二十收录，未标明为序;《历代赋汇》卷四十四却将其析出为序。该文之行文有类史传，但来源已不详，不宜遽定为赋序。

　　祢衡《鹦鹉赋》云：“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使四坐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文选》卷十三收录，标明为序。《后汉书》本传云：“(黄)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宾客。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两者文字繁简不同，且举卮者有客和黄射之别，不过其行文方式却非常相似，并且均用第三人称记述。因此此文应该不是祢衡自作赋序。王观国即以为乃昭明摘史辞以为序(《学林》卷七)。

　　刘桢《瓜赋》云：“桢在曹植坐，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成。”俞绍初先生认为：“文中直呼曹植其名，不类刘桢口气，恐非原序。……疑初是史家记事之文，后转展抄引乃以为序耳。”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第206页。所言甚是。

　　3.疑似赋序，《全后汉文》失收者

　　在《全后汉文》之外，还有几篇类似赋序的作品，也需略加辨析。有两篇可视作赋序。《岁时广记》卷十六引王延寿《千秋赋》云：“鞦韆，古人谓之千秋，或谓出汉宫廷之戏，祝辞也。”《全后汉文》及《全汉赋》均失收，吴广平以为即是赋序，吴广平：《〈全汉赋〉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2期。可从。《水经注》卷一九有繁钦《建章凤阙赋》佚文：“秦汉规模，廓然毁泯，惟建章凤阙，岿然独存。虽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观也。”踪凡认为：“《玉海》卷一六九亦引录此六句，并标明‘序云二字;宋李刘《四六标准》卷二七《贺赵尚书知平江府》注引录前四句，亦标明为‘序。”踪凡：《严可均〈全汉文〉〈全后汉文〉辑录汉赋之阙误》，《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此六句应为赋序。

　　另有三篇疑似赋序，但实非赋序。王延寿《梦赋》，严可均《全后汉文》据《艺文类聚》卷七十九辑。钱钟书《管锥编》云：“王延寿《梦赋》，按亦见《古文苑》卷六，而严氏只辑自《艺文类聚》卷七九，偶忽于参校，其文遂未全备。”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5页。确实，《古文苑》赋前有散体文字，严氏《全后汉文》即失收，文云：“臣弱冠尝夜寝，见鬼物与臣战。遂得东方朔与臣作骂鬼之书，臣遂作赋一篇叙梦，后梦者读诵以却鬼，数数有验，臣不敢蔽。其词曰。”(《古文苑》卷三)其文虽似赋序，不过通篇用“臣”自称，似非为《梦赋》而作序。或即其赋鲁灵光殿时，向鲁恭王献《梦赋》的奏文。《古文苑》编者或曾睹其文，乃截为《梦赋》之序。

　　《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引张衡《西京赋》云：“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8页。此段文字不见于《文选》，严可均《全后汉文》亦未收，高步瀛认为：“今《西京赋》无此语，且与赋不类，殆是《两京赋序》，恐亦非平子为之。或编《平子集》者所为，否则后人注《西京赋》者之语耳。”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第243页。张震泽也认为该序“或为后人所加”。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页。文中称“张平子”，明显不是出自张衡之手。

　　《古文苑》卷七录王粲《浮淮赋》，前云：“魏文帝赋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乃作斯赋云。命粲同作。”章樵：《古文苑》卷7，守山阁丛书本。吴广平认为：“此赋(指《浮淮赋》)《古文苑》卷七所录与《初学记》所录对照，多赋序，且较完整，也应当以《古文苑》所录为底本。”吴广平：《〈全汉赋〉辑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韵文学刊》2004年第2期。不过此赋序全引曹丕之作，只“命粲同作”四字为其所无，应是《古文苑》编者据诸多建安同题共作之赋序而为之。且文中称曹丕为“魏文帝”，这显然也不是王粲所能预知。虽然“魏文帝”之称，可能为后世编集者所改，但是，这种将他人之序文全引而作为已作之序的情况，除此之外绝无仅有。该篇赋序实不可信。

　　综上所论，《全后汉文》著录东汉22家的33篇赋序中，有崔骃1篇、班昭2篇、傅毅1篇、张衡2篇、祢衡1篇、刘桢1篇不可靠，《全后汉文》之外，另有王延寿、繁钦各一篇赋序，再去除班昭、傅毅、祢衡、刘桢4人，故传世东汉赋序较可靠者共有19家的27篇作品。这些赋序内容已十分多样：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感慨灵光殿经战乱而独存，而云“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寢。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这与班固《两都赋序》一样具有文论的意义;张衡《温泉赋序》云“阳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远行，顾望有怀。遂适骊山，观温泉，浴神井，风中峦，壮厥类之独美，思在化之所原，嘉洪泽之普施。”显示了作为抒情小赋之序的美文的特色;边韶《塞赋序》谈作赋动机及被吟咏之物的特点，体现咏物赋的发展;蔡邕《述行赋序》乃感时伤世之作;陈琳《武军赋序》《神武赋序》则直接交代赋之背景;马融《长笛赋序》透露出开始拓展赋之题材的倾向。可以看出，赋序在正式登台伊始就异彩纷呈了。至魏晋时，赋序发展到顶峰，数量超过两百篇，功能也非常多样，已引起学者较多的关注。公开发表的文章大致有王琳：《魏晉“赋序”简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徐丹丽：《魏晋六朝赋序简论》，《古典文献研究》2004年第7辑;赵厚均：《两晋赋序与文学批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1辑;黄志立：《中古赋序发微》，《北方论丛》2016年第3期等。另有数篇以“六朝赋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这自然离不开东汉赋序的孕育之功。

　　综上言之，对于《文选》中存在争议的赋序，我们既不必如苏轼般指摘萧统之所为“乃大可笑”，又不必如何焯为萧统之失曲为之辩，而应作出平情之论：萧统编辑《文选》时对赋序的处理，显见对赋序这一文体尚未有清楚的认识。尽管在《文选》中单列了“序”类，并选录皇甫谧《三都赋序》和陆机《豪士赋序》，在对待宋玉及两汉赋序的问题上，萧统还是存在误析正文为序、摘录史辞为序等不恰当的做法，以致引发后世纷争。通过本文对两汉赋序的全面梳理，可以看出：西汉时序文还处于书序为主的阶段，尚不存在赋序、诗序等作者为自己的单篇作品所作的序，自然更不会有为他人单篇作品所作的序;东汉初已出现真正的赋序，但有关文献著录的赋序也并不完全可靠。严可均为保存一代文献，力图巨细无遗地将相关文字收录书中，以致在赋序的处理上存在误收、失收等情况。我们今天再来讨论早期的赋序，自需严加甄辨，力求对这一文体有更清楚的认识。

《《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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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文选》赋序论争与两汉赋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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