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昔日释氏振法鼓于天竺，夫子扬德音于华夏，两个思想巨匠，在东方两个文明古国的宗教、文化史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两汉之际，佛法东渐，东方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开始了一场历时久远、影响宏阔的文化大交融。

　　《佛教文化》双月刊，1989年创刊，是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我国著名佛教领袖、社会活动家、诗人、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于18年前创办，是国家宗教局主管、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唯一大型佛教文化专业刊物。近二十年来，发行海内外，在佛教界和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巨大和深刻。以至于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诸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不能置佛教于不顾;当然，佛教自传人中国之H起，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结果，则是东传之佛教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大题目，非一篇文章所能胜任。这里拟从一个侧面，即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探讨一下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天人合一”论与“真如本体"论

　　中国先秦思想文化自孔子起出现一重大转折，如果说.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于“天”、“帝”的信仰，那么，自孔子起，就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世界，把眼光转向人。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夏商周三代，是“天”“神”之世纪。其时之“天”。不仅是自然界众神之首，而且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它虽“无声无臭”(《诗.大雅》)，并不一定被人格化，但宇宙之秩序，万物之生长，乃至世间王朝之更替，军国之大事，一听于“天命”。当时之所谓“圣人”者，唯“顺天命”而已!“天命不佑。行矣哉?”(《易经·无妄》)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人”的发现.他罕言“性与天道”而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而把眼光转向现实人生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确实具有振聋发聩之作用。之后，思想界的视角为之一变——对人事的探求代替了对天道的信仰。

　　当然，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新旧思想的交替，也不像“利剑斩束丝”那样一刀两断，说孔子发现了“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从“天“向”人”的转变，是否意味着孔子已经抛弃了“天”，或者说已经打倒了“天”呢?——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之思想内容和思维模式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人们认真对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先从孔子子谈起。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孔子思想开始从天道向人事的转变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过分夸大这种转变，甚至认为孑孔已经抛弃或打倒“天”，孑L学已经完全没有天命观念和宗教色彩。而是一种纯粹的人生哲学，那显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也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们知道.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的远古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宗教文化。作为夏、商、周三代统治思想的“天神”观念，就是远古农业文明和游牧民族原始宗教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天神”观念虽经春秋时期“怨天”、“骂天”等思想的冲击而逐渐有所动摇，但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思想积淀，并非一朝一夕或个别思想家就能轻易冲刷得掉。实际上，不但孔子没有完全抛弃或打倒“天”，整个古代思想史，都没有完全抛弃“天”这个外壳，都是在这个既“无声无臭”又至高无上的“天”之下去谈论和探讨各种问题。特别是人事问题——尽管因时代的不同，或称之为“天命”，或名之日“天道”，或冠之以“天理”，但核心都是在“究天人之际”，探讨如何“顺乎天而应乎人”。换句话说，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探讨“天”、 “人”关系问题，都是在“天人合一”这个基本框架内谈道德、做文章——一言以蔽之，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大、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请看事实：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翻开《论语》，孔子之语及“天”者，为数不少，诸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从这些话看，说孔子已经完全抛弃“天”，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孔子所以对“天道”谈得比较少，而更注重人事.是因为天道太玄远深奥，不敢妄加揣测，还是人事更为实际一些，故孑L子宁可谈生，不去谈死，宁可事人，不去事鬼。这样去看待孔子的思想，也许比较切合实际一些。

　　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特别是儒家哲学，基本上是沿着孔子开辟的道路前　进的。与孔子稍有不同的是，孔子因“天道”玄远而罕言之，而孔子后学则往往以“天道”制约“人道”，以“人道”上达“天道”为终的，这一点，作为孔学嫡传之思孟学派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庸》就明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把“道”之本原归诸“天”，认为只要体认、扩充“天”之德性，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孟子则直接把“天道”与人的“心性”连结起来，倡“天道”、“心性”一贯之说。春秋战国时期号称诸子百家，但对后世之学术思想影响最大者，当推思孟学派，特别是该学派之天人一贯思想。

　　汉代大儒，首推董仲舒。董仲舒学说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天人感应”，而“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础则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李唐一代，儒、佛、道三教并行，作为传统学术的儒家哲学，素以柳、刘谈过中国哲学传统的思维模式之后，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佛教采取怎样一种思维形式。

　　从历史的观点看.佛教的思想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思想不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又有差别。原始佛教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是从“缘起”的角度去反对传统婆罗门教的“大梵”本体思想;部派佛教从原始佛教的反对一切本体、实体.逐渐产生出一个带有一定实体性质、类似中国古代灵魂的“补特伽罗”;到了大乘佛教，由“般若实相”蕴育出来的“如来藏”、“佛性我”、“法界”等，则完全是一种本体。这时，被原始佛教从前门赶出去的“大梵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又被佛教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当然，按作为整个佛教理论基石的“缘起”思想说，佛教是反对一切本体或实体的。但是，在大乘佛教中，那个作为一切诸法本原之“真如”、“实相”、“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佛性”、“一真法界”等，如果不是本体，又是什么呢?尽管佛经里用了许多诸如“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超相绝言”、“忘言绝虑”等字眼来形容它.但这丝毫不能排除它是一个本体。当然，人们也可以用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所渭“统一性”来比附它。

　　在此问题深入展开之前.有必要梗概地浏览一下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影响的有关情况。佛教自两汉传人中国之后，先是与黄老方技相通，至魏晋转而依附玄学，与玉柄麈尾之玄风相激扬，般若学至两晋遂蔚为大宗且取代了玄学;南北朝时，义僧辈出，论师称雄，佛学界出现了一股以佛性论为主流的思想潮流;此股佛性论思潮受儒家心性理论的影响，至隋唐逐渐出现一种心性化、人性化的倾向;当时作为佛教思想主流的心性化、人性化佛性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教之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与儒家心性理论的思想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结果，则是把传统儒家的心性、人性本体化。其时佛教所说之心性、人性，已不纯指人伦道德，而是具有诸法本体的意义，所谓“心是诸法之本”、“心统万有”、“本心本体，本来是佛”，都是指“心”是一切诸法乃至众生与佛的本体。此种心性本体理论对隋唐及以后的儒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李唐一代，受此心性本体论影响最甚者，当推一代大儒李翱及其《复性书》。《复性书》虽以恢复孑L门“道统”为号召，所据多属儒典，所语亦多属儒言，然其所欲复之“天命之性”，已与隋唐佛教所说的佛性很相近，具有相当程度的本体倾向，这种倾向愈演愈烈，至宋明之“新儒学”，则完全被本体化。

　　宋明“新儒学”思维方式的本体特征，体现在各理学家的哲学、伦理学说之中：从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张载《正蒙·太和篇》)至二程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从朱子的“圣人与天地同体”(朱熹《中庸注》)，到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都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或以本体论为依托的政治、伦理哲学。尽管理学家们在阐发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时运用了许多传统的范畴，如“天道“、“人道”，“天理”、“心性”等等，但此时之“天道”、“天理”，已不同于传统儒学之作为社会政治、道德立法者的“天”，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本体色彩的哲学、伦理范畴。如果说，传统儒学在“天”、“天道”与“人性”、“心性”的关系上，主要是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中谈“天”如何为“人”立法，“人性”如何根源于“天道”，那么，“新儒学”的思维方式则更倾向于“天人本无二。

　　二、反本归极与尽心、知性则知天

　　大乘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其修行方法及最终目标(或最高境界)不仅与中国传统儒学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与原始佛教也不尽相同。印度原始佛教基于“缘起”理论.反对一切实体的存在，它视身为五蕴和合之假象或幻影，认为人生的一切痛苦都根源于“五取蕴苦”，要摆脱这种种痛苦，就要历劫苦修，作为最高境界的“涅檠”则是“灰身灭智，捐形绝虑”;到了大乘佛教，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受到婆罗门教大梵本体、梵我一如思维模式的影响，大乘佛教的般若实相说逐渐孕育出一个抽象的本体。例如，与原始佛教视释迦牟尼为“亦在僧数”，差别只是他比一般僧侣更有修养、更有学问不同，大乘佛教释“如来”为“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来化群生”.亦即佛是“真如”本体之体现;又如，大乘佛教的“一实相印”，就是把实相作为一切诸法之本体：再如，大乘佛教的佛性理论，也把“佛性我”作为一切众生、诸佛的本体。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使得大乘佛教在修行方法上，逐渐地把小乘佛教之历劫苦修变为证悟本体;至于最高境界，大乘佛教则以“反本归极”、“与本体合一”为终的。

　　实际上。当大乘佛教发展到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依托之后，其修行方法一定要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本体”之为物，是“无声无臭”、“无形无象”的，它不同于某种有形有象的“实体”。如果说，实体是可以由“部分”相加而成，那么，再多的“部分”相加也不能构成“本体”。因此，对于本体的把握不可能通过积累“部分”的认识来实现，用佛教的术语说，要“得本称性”、 “反本归极”唯有“顿悟”，不能“渐修”。

《佛教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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