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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秦时期桑蚕图像的民间传播

职称驿站所属分类:社会学论文发布时间:2020-09-01 08:39:14浏览:1

桑、蚕作为人类生活和文化重要的物质对象和载体,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人类在使用过程中赋予了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并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图像将其进行记录和艺术性表现。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具有桑

   摘要:桑、蚕作为人类生活和文化重要的物质对象和载体,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人类在使用过程中赋予了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并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图像将其进行记录和艺术性表现。本文通过对先秦时期具有桑、蚕形象的考古遗存进行考察,进而展开桑、蚕及其相关图像等的分析,以发掘和揭示桑、蚕图像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和在民间的传播。

  关键词:先秦时期;桑蚕图像;文化内涵;艺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8-0142-03

  《文化艺术研究》(双月刊)创刊于2007年,是由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戏剧艺术刊物。发表创作整理的剧本(包括现代剧、新编历史剧、经整理加工的传统剧),当代著名艺术家及艺坛新秀的艺术经验和勇于探索的心得,同时发表有关戏曲改革和现代戏剧创作方面的理论及有关戏剧史料等文章。

  桑、蚕及其相关图像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早期汉地先民的“桑蚕”文化是从野生桑、蚕的利用开始的,而在这一利用的过程中渗透著先民的最初意识。这种最初意识从发生、演化,最后形成了广泛传播的“桑蚕”观念。中国有着古老的“桑蚕”培育和织造历史,从原始的祭祀活动到桑、蚕的利用充分反映出汉地先民利用本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主观能动,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和满足精神思想的寄盼,这些活动内容形成了早期“桑蚕”文化的雏形。因此,作为媒介和载体的桑、蚕图像和制品承载了早期汉地先民的重要意识性内容。

  一、桑蚕图像传播自然崇拜

  自然作为汉地先民最早崇拜的内容之一,其所涵盖的对象,如太阳、大地、蚕虫、桑林等,与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活动密切联系。桑、蚕又作为先民常常描绘的表现对象,其图像传达出重要的民间内容。这一点在仰韶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遗存便可以得到印证。因而桑、蚕图像,在先民的生活和观念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内涵。如蚕虫它是自然界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先民对其的驯养和对蚕茧的利用,直接体现出其重要的实际作用。这种实际作用可以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约公元前3500年),出土的半颗带有明显刀刃切痕的蚕茧得到佐证。主持发掘的李济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 似丝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腐蚀了半,但是仍然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比较,比那最小的还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的底下,它不像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1]。

  汉地先民对蚕虫的培育与蚕丝的利用逐步趋于成熟, 如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绢片(约公元前2750年),经浙江纺织研究所及浙江丝绸工学院鉴定,部分是麻和丝的混合纤维。蚕虫驯化这个看似简单的培育过程中,恰恰传达出先民对于蚕——大自然精灵的崇敬之情。为了使蚕虫和蚕丝有较高的产量和品质,先民将自然崇拜的神祀活动纳入生产生活之中。现有实物和文献表明,先民在养蚕之前需要进行祛蚕祟,即用神器或法术驱赶一切有害于蚕的鬼邪、病毒、虫害。这类似于现代的卫生防疫措施。可在原始时代,这样的圣神活动与自然崇拜息息相关,因为从养蚕到缫丝,再到蚕丝纤维织造以及蚕丝织物的应用等一系列活动与祭祀自然息息相关。在当时,蚕丝织物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一是巫师从事精神实践活动时穿着之用;二是蚕丝织物有着通达天地神人的神秘属性,即传达信息之用。因而桑、蚕的图像被较早地记录在各类器物之上,如新石器时期原始先民将蚕或蛹的形象雕刻在象牙、陶罐等器物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三牙雕(约公元前5000年),牙雕上刻有四对虫形形象,有不少学者将其认作蚕纹,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蚕形刻画”[2]。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刻有蚕纹的双联陶罐。对桑、蚕形象的刻画直观反映出先民对自然对象的崇敬与崇拜。

  二、蚕蛹化生传播生命崇拜

  蚕蛹的化生过程对于汉地先民有着重要的意义。先民对于蚕虫奇妙的演化过程感到惊叹,并将自身的生命演化过程与之联系和联想。因而蚕虫图像有了生命延续的重要内涵,并将图像的这种内涵在民间广泛传播。汉地先民对于生命和繁衍十分关注。从红山文化遗址中生殖健硕的陶塑女神像便可以印证这一点。先民对自然界生命的关照与联想是生命崇拜的主要内容。

  自古以来,蚕的生命周期需要经历产卵、孵化、变蛹、化蛾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神奇变化使得先民对生命有了重要的体会和认识。蚕虫独特的眠与起、动与静、始与终之间的转化过程与先民自身相互联系。卵是生命的伊始,幼虫孵化是生命的出生,几眠几起犹如生命的不同阶段,作茧为蛹如同生命的结束,蛹的化蛾飞翔使先民联想死后灵魂的去向。据《广博物志》记载:“蚕蛹名螝”[3]。“螝”字由“虫”和“鬼”组合,反映出蚕蛹与灵魂的密切关联。《礼记·檀弓》:“孔子谓为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4]。“俑”同“甬”,《说文解字》中“蛹,茧虫也。从虫,甬声”[5]。“俑”原意可能与蛹有关,在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一半左右的瓮棺中留有小孔,应该是让逝者灵魂自由升天之意。这或许来自古代先民对蛹死七日化蛾破茧的联想。蚕、蚕丝,及其纤维织物作为生命联想的具体象征和载体,拓展和丰富了汉地先民原有的精神活动内容和对生命崇祀的内在情感。

  三、桑林图像传播图腾崇拜

  “图腾”一词源于美洲印第安人奥基华斯部落的语言既“totem”,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由于汉地先民的思维中主要方法是类比和联想,并相信其氏族与自然界的生物有着特殊的亲密联系,因而把自然界的这些生物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桑、蚕形象的表现不断被先民丰富和完善,并赋予这些图像重要的象征性与叙述性内涵。因而桑树、桑林也成了汉地氏族崇拜的图腾符号和传播的重要内容。“桑林不啻”[6]是上古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与民间民俗活动有着密切关联。桑林作为民俗活动主要的场所,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男女幽会,祭生育之神(高媒)以求子;二是在桑林进行祭天求雨活动,期待丰收。因此,桑树和桑林作为特定的图腾形象常常被描绘和记载于器物和文献之中。如《诗经》中对桑的描绘就有丰富地记载,如《小雅·隰桑》中描述:“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7]。《魏风·十亩之间》记载:“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8]。《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8]。这些美妙的诗句都描绘桑林中幽会等活动,而关于求雨等祭祀活动同样被稍后的史料丰富地记载下来。如《吕氏春秋·顺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桑林,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9]。可见桑林作为一种神圣的形象和符号在汉地民间广泛传播。

  桑林、桑树作为原始时期重要的场所,同样也成为先民们顶礼膜拜的图腾符号。桑树在先民的想象中成为一种神树——扶桑,意思是太阳栖息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10]。从广汉三星堆发掘的商代实物表明,神树扶桑的形象被生动地塑造为青铜扶桑树。此外,扶桑的特殊内涵使得其常常与神话、故事等叙述性内容紧密联系。扶桑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扶桑的形象被描绘于战国、秦汉等时期的器物之上,例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盒上的扶桑图像,巨大的扶桑树,树枝四对相生,其末梢绘有太阳,其中一太阳被后羿射中化作神鸟。

  四、结语

  桑、蚕由自然之物演变为桑、蚕图像是原始图像的符号化表现的具体实例之一。这种符号化的图像不仅作为图腾被先民所崇拜,其独特的内在含义使得它与言语交流、文字书写成为汉地先民广泛采纳的传播方式和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桑、蚕图像不再是简单的象征性符号,而是衍化出叙事性的重要功能。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记录、保存和传播了原始先民的物质实践和精神活动。在图像向象形文字衍化阶段,这种“书写”方式起到了重要的载体作用。桑、蚕图像作为传播媒介承载着汉地先民对自然、生命、神祇等一系列事象的认识和体悟。这些“信息”图像可以理解为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人的延伸”[11]。这些图像不仅是传播、交流的手段和工具,更是个体经验和思想观念、集体记忆和历史演绎的重要媒介。因而桑、蚕图像的演化直接映射出先秦时期社会的发展和革新。

  桑、蚕图像的传播途径与先秦时期的物质载体、仪式活动密切相关。正如美国早期传播学者指出:“(信源、讯息和信宿)三个要素尚不足构成一个现实的传播过程”[12]。这表明图像所承载的“信息”还需要传播渠道。从现有的考古遗存表明,先秦时期的桑、蚕图像的传播渠道大体有两类:一类是以物质载体为依托进行传播。如桑、蚕图像绘制或雕刻在骨头、陶器、青铜器、漆器等器物之上,以传播和传承桑、蚕形象所含有的“信息”;另一类是通过各类民间活动为渠道,对桑、蚕制品和形象进行广泛传播。据《礼记·记运》记载:“织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4]。这表明蚕丝织物“事鬼神上帝”的特殊功能,同时从侧面印证蚕织物和图像直接参与到民间祭祀活动之中。

  先秦时期的桑、蚕形象与汉地先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先民描绘和塑造的蚕、桑树、桑林等图像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要记录,又是先民思想观念的真实反映。先民将这些有独特意涵的图像和符号在民间广泛传播和传承,并对后世的文明产生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M].《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8.

  [2]张文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32.

  [3](明)董斯张.廣博物志(卷五十)[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26.

  [4](汉)郑玄.禮記(卷三)[M].四部叢刊景宋本:52+130.

  [5](汉)许慎.説文解字(卷十三上)[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00.

  [6](周)尸佼.尸子(屍子卷下)[M].清平津館叢書本:27.

  [7](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卷十五)[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46.

  [8](汉)毛亨.毛詩(毛詩卷五)[M].四部叢刊景宋本:35+71.

  [9](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第八卷仲秋紀第八)[M].四部叢刊景明刊本:60.

  [10](晋)郭璞.山海經傳(海外東經第九)[M].四部叢刊景明成化本:54.

  [11](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范文霈.图像传播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64.

《浅析先秦时期桑蚕图像的民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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