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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对晋宋之誉的传承创新

职称驿站所属分类:文学论文发布时间:2018-12-20 10:39:50浏览:1

 南宋词人姜夔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仅是因为其文学成就, 也因为其人格魅力。姜夔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浪漫洒脱, 且洁身自好、志趣高雅, 与晋宋人物的风范情怀有一定程度的呼应。探讨“晋宋间人”的内涵, 分析姜夔与“晋宋间人”之间的联系, 从而进一步理解姜夔的人格。

   南宋词人姜夔对后世影响深远, 不仅是因为其文学成就, 也因为其人格魅力。姜夔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浪漫洒脱, 且洁身自好、志趣高雅, 与晋宋人物的风范情怀有一定程度的呼应。探讨“晋宋间人”的内涵, 分析姜夔与“晋宋间人”之间的联系, 从而进一步理解姜夔的人格。

文史博览

  《文史博览》(理论)(月刊)创刊于2004年,是政协湖南省委员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省部级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

  王兆鹏排比宋代词人三百家, 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对词人的影响力进行了排名。其中, 姜夔以区区84阙《白石道人歌曲》名列第四, 仅次于辛弃疾、苏轼、周邦彦。能在灿若群星的宋代词人中脱颖而出, 影响力超过“凡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的柳永, 并能与拥有600余首词作的词坛“天王”辛稼轩相较, 不只是因为姜夔的文学成就, 也因为其人格魅力。作为依附于他人而生活的江湖谒客, 姜夔不似其他人写歌功颂德之类的泛泛之作, 在极不得志的情况下仍过着任意洒脱而又充满浪漫诗意的生活, 且志趣高雅, 洁身自好。南宋后期的陈郁这样描绘姜夔:“白石道人姜尧章……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 意到语工, 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1]327在《齐东野语·姜尧章自叙》中, 范成大称赞姜夔为“翰墨人品, 皆似晋宋之雅士”[1]328。这些评论表明, 晋宋人物的风范情怀与姜夔的人格有一定程度的呼应。然而, 这一结论毕竟过于模糊, 仍需进一步思考。因此, 笔者探讨“晋宋间人”的内涵, 分析姜夔与“晋宋间人”之间的联系, 以进一步理解姜夔的人格魅力。

  一、关于“晋宋间人”

  “晋宋间”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历史断限, 而“晋宋间人”所具有的特质也需进一步探讨。

  第一, “晋宋间”的时间划定。魏晋时期, 由曹丕称帝、建立魏朝 (公元220年) 始, 至中原士族衣冠南渡, 西晋灭亡 (公元316年) 终。“晋宋间”指的便是其后的东晋至南朝宋、齐、梁、陈之刘宋这一时段, 即公元317年~公元420年。从文学方面来看, 魏晋与晋宋有很大区别。“建安之末……观其时文, 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 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 故梗概而多气也”[2]507。“晋世群才, 稍入轻绮……江左篇制, 溺乎玄风……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2]65。由此可知, 晋宋一变梗概多气的汉魏风骨为玄言山水, 进而走向了颓靡。然而, 从历史上来看, 魏晋与晋宋都属于典型的王朝易代时期, 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后人在论及“晋宋”时, 常常将这一时段向前延伸, 将东晋之前的曹魏与西晋也囊括其中。“风度凝远, 如晋宋间人”[3]8, “风神英迈, 意气倾倒, 拔新领异之谈, 登峰造极之理, 萧然如晋宋间人物”[4]2, 这里的“晋宋”, 都指的是从曹魏至刘宋这一时间段。笔者摒弃“晋宋间”的狭义概念, 从广义出发, 将魏晋与晋宋合并, 把“晋宋间”的时间划定为魏 (公元220年) 至刘宋 (公元420年) 。

  第二, “晋宋间人”的内涵。正如宗白华所说, 晋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纵观中国历史, 这是“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痛苦”, 然而精神上却“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5]168的一个时代。魏晋人士, 无论是顺应环境、委曲求全, 还是纵情山水、暂时麻痹, 情感都处于一种焦灼恐惧的状态。清谈、服药、纵酒, 这是魏晋名士逃避现实所采用的方式, 他们身上独特的精神气质组成了着名的魏晋风度。到了晋宋时期, 个体的自由意识开始觉醒, 人们向往返归自然, 以乐情怡性, 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以及思想上的自由。功名利禄这些外在的东西已不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时人更为看重的是自我价值、人格、情感、意识。正如孙维城所说:“他们风神潇洒, 飘逸不群, 这种洒脱的襟怀来源于玄学的深思。而精神人格的大解放大自由又具体表现为晋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6]在“晋宋间人”身上, 可以看到一种洋溢着宁静、高雅的人生境界。他们不是来人间完成悲剧的, 也不是到人间承担责任的, 他们不甘心于庸庸碌碌, 挥霍一生。他们来到人间, 只求风流潇洒地享受生命。

  “晋宋间人”不仅仅是指这一时期的人物, 在宋代特定的语境中, 更代表着一个人的精神气度。后世人品评人物, 常常引用这一概念, 如张元干说米芾“此老风流, 晋宋间人物也”[7]169, 又说苏庠“高标远韵, 当求之晋宋间”[7]176。后人对于姜夔的评价, 也是在这一脉络中展开的。

  二、姜夔对晋宋之誉的接受与传承

  姜夔被标以“晋宋间人”, 这在南宋是个十足的褒义词。然而, 两宋文人对“晋宋间人”的历史接受, 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逐步理性的漫长过程。从北宋至南宋, 大致可以总结为从书法到诗文再到人格三个不同的阶段。

  书法艺术发展到魏晋时期, 各种书体臻于成熟。创造了影响后世的书法标杆, 出现了楷书的创始人钟繇、一代书圣王羲之。他们用翰墨表情达意, 还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个性, 成为北宋人的审美理想。譬如, 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盛赞张旭草书“作字简远, 如晋宋间人”[8]2206。另外, 苏轼推崇“晋宋间人”诗歌的平淡境界, 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感慨当世诗歌今不如昔:“然魏晋以来, 高风绝尘, 亦少衰矣。”[8]2124苏门弟子掌握了其中的要义, 提出“韵”这一审美概念, 对苏轼的观点进行了概括。苏门弟子中, 由黄庭坚首先提出“凡书画当观韵”[9]729的观点, 其后有范温加以发挥:“王偁定观好论书画, 常诵山谷之言曰:‘书画以韵为主。’予谓之曰:‘夫书画文章, 盖一理也。’”[10]1362由此, 便由书画发展到了诗文。不过, 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 北宋时期的文人对晋宋间人的人生态度并不赞同。如晁补之曾说:“陵夷晋宋, 群丑乱夏, 士大夫相与为言语于鞍马流离之间, 因以靡靡不能复振。”[11]4然而, 到了南宋, 繁华盛世不再, 南渡文人的诗作风格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山河日蹙的地理形势、政治环境与晋宋颇为相似, “晋宋间人”超然世表的雅情逸趣成为南宋文人的审美自觉。许多人开始自谓或他谓“晋宋间人”。至此, 对于晋宋士人书法、诗文造诣的推崇, 到南宋时已经深入到人格层面, 文人开始向往其生命情调、人格魅力。

  在南宋以雅为归的大环境里, 姜夔作为清客雅士, 自然是深受影响的。姜夔崇尚“晋宋间人”的书法风度, 敬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名流。姜夔认为:“古今真书之神妙, 无出钟元常, 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 皆潇洒纵横, 何拘平正?”[12]95另外, 姜夔习《兰亭》20余年, 公元1187年, 姜夔曾与萧德藻效仿当年王羲之的兰亭逸事, 开宴曲水, 吟咏唱和, 写下五言古诗《赋千岩曲水》;公元1193年, 又与张鉴、葛天民等同游兰亭, 留下《次朴翁游兰亭韵》。

  《世说新语》记述了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故事, 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等, 是对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阐释与解读。姜夔诗词作品中, 便有多处用《世说新语》之典。如:

  (1) “旧人乘兴扁舟处”[13]49, 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篇。说的是王子猷雪夜酒酣乘舟寻友戴安道的倜傥风流之举。王子猷住在山阴县时, 夜下大雪, 无心睡眠, 于是便叫家人拿酒来喝, 望着四面皎然的景色, 咏左思《招隐》诗时, 忽然想起了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 王子猷便连夜坐船到戴家去。船行了一夜才到达, 可是, 到了戴安道家门口, 王子猷没有进去便原路返回了。别人问其原因, 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 兴尽而返, 何必见戴!”[14]893

  (2) “今日诗仙戴笠看”[13]49, 出自《世说新语·言语》篇,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14]189。隐士孔淳之表示不解, 认为既然谢灵运心里有远大抱负, 想做一个高洁的人, 为什么还要带这样象征着荣华富贵的斗笠呢?谢灵运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11]189真正修身守道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外在的事物的。

  (3) “柳花风急片帆飞”[13]48, 出自《世说新语·言语》。柳花, 指白雪。谢安在雪天举行家庭内部的聚会, 与晚辈讲文论义。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谢安说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答:“未若柳絮因风起。”[14]155

  (4) “鲈鱼应好, 旧家乐事谁省”[13]9, 出自《世说新语·识鉴》。张翰被任命为齐王的东曹掾, 在洛阳见到秋风乍起, 便思念起家乡吴地的菰菜羹和鲈鱼脍, 感慨道:“人生贵得适意尔,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14]467于是张翰便驾车回到家乡。此后, “莼鲈之思”便成为思乡或隐含归隐之志的代名词。

  (5) “云霄直上, 诸公衮衮, 乃作道边苦李”[13]106, 出自《世说新语·雅量》。王戎7岁时, 曾与许多小孩一起在路边玩耍, 道边有一棵李树, 上面果实累累, 其他孩子都跑去摘李子, 只有王戎不为所动。有人问其原因, 王戎答道:“树在道边而多子, 此必苦李。”[14]414事实果然如此。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姜夔对魏晋雅士的轶闻佳话熟稔于心。雪夜访戴的王子猷、咏雪之才的谢道韫、莼鲈之思的张翰等, 都是姜夔作品的题材。而且, 姜夔还以“才高一斗” (谢灵运尝曰:“天下才有一石, 曹子建独占八斗, 我得一斗, 天下共分一斗。”) 的风流才子谢灵运作比, 自谓戴笠诗仙。并对王羲之的“俯仰之间, 已成陈迹”深表慨叹, 写出了“俯仰悲今古”[13]116“俯仰兴怀自昔同”[13]34的相似词句。可见, 姜夔对魏晋风度的期羡影响到了他的日常行为和创作心理。

  三、姜夔与“晋宋间人”的不同

  姜夔与“晋宋间人”确有诸多相似:吟诗、填词、登山、赏雪、送菊、吹箫等, 所做之事皆为士人雅文化的体现。在艺术旨趣方面, 姜夔推崇晋宋精神独具的高格之美;在日常举止方面, 姜夔“体貌清莹”“纵情深诣”“朗吟独步”“夷犹自若”[1]322。但这些都只是外在表现, 从精神内核上来说, 姜夔只是仕隐而不得的江湖文士, 与萧散简远的“晋宋间人”相去甚远。

  (一) 时代气象不同

  从时代背景来看, 历史上的魏晋时期十分嘈杂、混乱, 政权更迭、军阀争战, 属悲愤乱世, 与姜夔所处的南宋中兴时期迥异。晋室与宋室虽都有南渡之举, 但二者既相似, 又不似。相似之处是二者皆先经乱离, 后而偏安。“宋室南渡的时候, 北方贵族官僚避乱到江南的, 大都没有劳动谋生的能力, 在仕途上没出路的, 便以‘道人’‘雅人’的态度寄生游食, 他们的遭遇和生活很近似于南北朝时代的南渡士流”[1]9。可以看出, “南渡”给晋宋士人与南宋士人带来了个体命运的“同病”。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晋宋雅士是伴随晋室南渡出现的, 是士族体制的产物;而姜夔在宋室南渡28年后 (公元1154年) 才出生, 乃南渡之后的一个江湖士子, 南渡带给他的影响是有限的, 他更主要的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庆元三年 (公元1197年) 及庆元五年 (公元1199年) , 姜夔先后两次向朝廷进献《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和《圣宋饶歌鼓吹曲》, 表达了希望通过礼乐以正人心的想法。第一次无果, 第二次终于得偿所愿, 得到了直接参加进士考试的机会, 可惜没有考中。姜夔所处的南宋社会, 无法为其自我实现提供充足的条件, 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都不能成为姜夔成功的基础, 这些都让他承受着不堪承受的压力。晋宋雅士与姜夔所感受的时代气象不同, 即使同为放浪山水, 晋宋间人能够风流自赏, 而姜夔很难做到真正的“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舒”。

  (二) 社会地位不同

  魏晋风度是名士的精神, 贵族的产物, 需要凭借一定的经济与政治特权。如谢安、谢灵运的陈郡谢氏与王羲之的琅琊王氏齐名, 是侨寓世家大族的杰出代表。而姜夔没有官宦显位, 自然没有如此的物质保障。

  姜夔的贫穷是完全意义上的, 其一生无法独立, 始终依人而活。父亲去世后, 姜夔先依姊居于山阳, 后又依萧德藻于潇湘。“钩窗不忍见南山, 下有三雏骨未寒”[13]44, 贫困使姜夔与亲人、爱人分离, 更是造成了死后无法安葬的残酷事实。姜夔甚至连基本的隐居条件都没有,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虽然姜夔拥有士大夫的精神境界, 从不作乞讨索求之相, 没有阿谀奉承之态, 极其重视独立的人格尊严, 但是这一切与其下层平民的生活水平相冲突。姜夔一直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 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与煎熬。

  姜夔晚年定居临安, 本想就此终老, 却不料寓舍被毁, 成了无枝可依的乌鹊。姜夔就此作过一首《念奴娇》:“曾见海作桑田, 仙人云表, 笑汝真痴绝。”[13]89从字面意思来看, 姜夔似乎与云表仙人一样, 将寓舍被毁看成事不关己的小事, 采取一笑而过的态度。但实际上, 姜夔无法做到超然物外, 这是他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在寓舍被毁、寄宿在旅舍时, 姜夔作过一首七绝, 即《临安旅邸笑苏虞叟》:“垂杨风雨小楼寒, 宋玉秋词不忍看。万里青山无处隐, 可怜投老客长安。”[13]42姜夔感慨, 大宋有万里江山, 可垂垂老去的自己却没有安身之所。诗与词相对比, 可以看出二者所表达的情感相去甚远, 诗意凄凉无比, 而词中所表现出来的洒脱便显得有些刻意, 是强颜欢笑。

  (三) 精神状态不同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 乱世为一等, 衰世别为一等。”[15]6魏晋时期是典型的分裂乱世。在乱世, 人们受困于混乱的政局、频繁的战争, 不再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 而是会用一种深切的情怀去思考, 思考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思考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问题。“晋宋间人”在这样一个灾难的时代, 直面诡谲的现实, 轻松、潇洒飘逸地描写着自己的人生图画。

  而姜夔所处的时代属于衰世。表面看似风平浪静, 但实际上是万马齐喑、士气萎靡、江河日下。姜夔没有入仕的经历, 他以局外人的眼光, 陶醉于艺术世界, 但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俯仰自得。姜夔不能像晋宋雅士一样完全超然物外, 因为其内心对人间仍饱含深情。姜夔虽努力做到了超脱的表象, 但内心从未平静, 也不曾顿悟, 不曾解脱, “他的身世气质决定了他抒发的是一种悲凉怨抑而又力求超然达观的孤独感”[16]274。其实, 姜夔所向往的“隐”并不是真正的隐。晋宋人士的隐是为了逃避社会动乱或因不满黑暗的政治而隐, 而姜夔并不愤世嫉俗, 否定社会, 即便遭受着社会的不公正待遇, 其依然如此。姜夔希图遁迹山林, 渴望隐居, 这是被动的选择, 是遭遇不幸后希望得到抚慰和庇护时所采取的行动。

  (四) 思想根基不同

  魏晋时人深受玄学影响, 魏晋名士大多轻裘缓带, 不鞋而屐, 甚至行走散发, 扪虱而谈。正始年间的“竹林七贤”, 溺酒成癖, 刘伶的一醉三年, 阮籍的二斗吐血, 阮咸的与猪共饮……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晋宋间人”敢于突破儒家礼法的藩篱, 高度张扬自我, 甚至可以视功名若敝屣, 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而姜夔的时代, 玄风已不再炽热, 而是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儒家追求清品高节, 道家崇尚清虚超逸, 佛禅标举清净素洁, 尽管姜夔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 但根基仍属儒家。因此, 姜夔没有表现出痛苦极致的佯狂另类, 无视伦理的大胆恣纵, 姜夔无论其人、其文始终是一种隐约清空、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

  四、结语

  晋宋时代是一个不可复得的绝版时代, 姜夔与“晋宋间人”只是貌似而非形似, 只是神似而非髓似。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仪表上的综合外显, 对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 风度还集中体现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晋宋风味”只能覆盖姜夔的外貌、气质、神采, 而不能包罗姜夔的全部。姜夔是理性的, 更是感性的, 他的内心无法彻底的适性自安, 无法表里澄澈, 更无法将当下的困窘现实蜕变为哲学高度的洒脱, 他不过是把众醉独醒的生存状态中坚守的那份尊严, 揉进诗、词、书、乐;把样样堪精的艺术精神, 以及远继“晋宋间人”的人格气度、行为方式加以涵练, 为自我白描了一幅雅士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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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对晋宋之誉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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