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部作品管窥西方歌剧史中的“违伦理”现象

 　　本文以莫扎特、瓦格纳和施特劳斯的三部歌剧作品为例，对西方歌剧作品中的“违伦理”现象进行考察和解读，进而对艺术的伦理性话题展开了相关的探讨。

　　《歌剧》Opera(月刊)曾用刊名：歌剧艺术研究;1984年创刊，是全国唯一公开发行的歌剧文化杂志，新版《歌剧》杂志全新亮相，杂志全方位为读者提供歌剧信息和歌剧服务。这是一个歌剧人和歌剧爱好者共同参与的歌剧文化平台，您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歌剧理念，一种文化视角。在与歌剧的不解情缘中，《歌剧》杂志将与你同行。

　　在传统的艺术美学范畴内，往往将“美”与“善”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审美与伦理道德二者的关系常常唇亡齿寒、密不可分。如昔日孔夫子对韶乐的评价(“尽善尽美”)，就长期作为中国传统音乐艺术审美中的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和关键性话语。从西方音乐艺术的范畴来看，早在古希腊时期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反复强调音乐的伦理道德功用，同样说明了音乐伦理之维的重要性。然而，根据笔者的观察，在西方音乐尤其是带有鲜明戏剧语义所指的歌剧艺术中，却存在不少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现象和作品。如何合理地理清和洞察西方歌剧中所显现的“违伦理”现象，进而准确地把握作品背后的人文意蕴和旨归，这正是本文试图解读和诠释的重要议题。

　　一、歌剧《唐·乔瓦尼》：对“纵欲者”的讴歌

　　歌剧《唐·乔瓦尼》不仅是莫扎特最为动人心魄的艺术杰作，也是世界艺术史册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页。该剧流给观众深刻印象的是，中世纪风流浪荡子唐·乔瓦尼对情欲的疯狂追逐和执迷不悟。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是在惩罚他时，莫扎特仍然全力关注着他魔法般的吸引力，时时刻刻享受着他的方方面面。”①换言之，作曲家不但没有简单的否定唐·乔瓦尼的风流形象，反而以惊心动魄的音乐戏剧手段赋予这个人物光彩动人的诠释。由此，便为我们理解这部歌剧的精神意蕴带来了一种具有悖论意味的疑惑。在本文看来，对于这个难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

　　对于人性的关注，应该说是贯穿西方近代文化传统的一条主线。文艺复兴以降，人们逐渐地尝试迈出摆脱宗教理性对于思想禁锢和束缚的步伐，并充分享受人性解放和彰显个体生命感性欲求带来的丰硕果实。正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感召下，艺术家的灵感和创作力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激发，许多兼具艺术性与人文向度的伟大作品分沓而至。莫扎特的《唐·乔瓦尼》无疑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从某种程度上看，如果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的话，那么它所表征的就是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莫扎特身处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浪潮中，不论是追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历史呼声，还是揭露虚伪道德观念的反封建思想，都不可能不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细读《唐·乔瓦尼》，不难发现其精神内涵与这种时代潮流之间产生了一种本质上的契合。事实上，在莫扎特眼中，唐?乔瓦尼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好色之徒。作为西方酒神精神的一种表征，这个人物隐喻了人类本性中对于情欲最为原始的诉求。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最为本质化的人性诉求却常常被传统伦理道德评判标准所不齿和厌恶。“莫扎特的高深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对这种‘恶的人性投以钦佩的目光，用音乐来表现这种‘恶的直率、执着与无畏。这体现出莫扎特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②

　　二、歌剧《指环》：对“乱伦”的肯认

　　歌剧《指环》，是一部在西方音乐史和戏剧史上均占有极高地位的鸿篇巨作，同时也是人文学者们乐于探讨的重要艺术话题。通过这部歌剧，作为戏剧家和音乐家的瓦格纳，不仅实现了其歌剧改革的理想蓝图，还为艺术史留下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形象。毋庸置疑，在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链条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齐格蒙德与齐格琳德以及齐格弗里德与布伦希尔德这两对人物。极富戏剧性意味的是，作为孪生兄妹的前者以及互为姑侄关系的后者，都不约而同的相爱并结合在一起。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表层上看，这样的一种戏剧策略无疑是一种违背伦理的“乱伦”之意的显现，然而，假如我们深入到整个音乐戏剧以及瓦格纳的思想观念之中去加以审视的话，便会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纵览《指环》全剧，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不神圣”这一问题上，瓦格纳明显持有肯定的态度。在处理剧中人物沃坦和弗丽卡以及洪丁与齐格琳德这两对符合伦理和法律的夫妻的婚姻关系上，瓦格纳既没有为他们营造夫妻之间本该有的柔情蜜意和亲密无间的戏剧氛围，也没有在音乐上辅以美妙的音响加以衬托和渲染。相反，观众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的只有争吵、痛苦、压抑和无奈。显而易见的是，这两对婚姻的构建无论是在戏剧还是音乐方面，都毫无美感可言。然而上文提到的本剧中两对背负“不伦之恋”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却得到了瓦格纳的极力认同和宣扬。他以温情地笔触为这两对有情人写下了剧中最为美妙的爱情唱段，似乎是想让他们的爱情之花永远绽放。瓦格纳之所以采取这种艺术上的安排，其用意旨在对旧式道德和传统婚姻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因为，在他的眼中，情感才是婚姻的归宿和纽带，只要两情相悦就应当给与肯定和保护。从这个角度上出发，《指环》中的“不伦之恋”，“则可以看作是在新的自由的伦理道义下产生的自由的恋爱，两对有情人之间的结合，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崇高的人性间的交往”。③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瓦格纳从人的本性角度出发，强调人对于自身情感世界的自主把握，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思想诉求，一方面是出于其个人婚姻的不幸所引发的思索，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巴古宁无政府主义自由学说的感召所致。

　　三、 歌剧《莎乐美》：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驳

　　与上述两部作品相比，理查德·施特劳斯歌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在历史中所招致的非议似乎更大。该剧取材于曾被禁演的王尔德唯美主义同名诗剧，由于剧中充斥着大量对变态情欲和感官刺激的直观描绘，常常被指认为具有严重世纪末颓废色彩的艺术作品。更由于莎乐美在希律王面前展现香艳的“七层纱舞”和手捧先知约翰头颅亲吻的触目惊心的行径，而被贴上“恶女”的标签。那么，这部歌剧最终想要表达的仅仅是对这个“扭曲”的女性形象的唾弃和指责吗?

　　假如我们能够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就会看到另一番不同的景象。女性主义学说强调，社会文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权利意志的鲜明表征，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长期以来无法得到应有的话语权和身份认同感。从这一意义上看，歌剧中莎乐美在种种极端表现行径的表层下隐含的不仅仅是主动追求所爱的姿态和敢于诉说身体欲望的勇气，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抗和彰显女性主体身份意识的可贵声音。如此一来，便合理解释了理查德?施特劳斯为何钟情于这一题材并为这个不寻常的人物赋予精彩的音乐戏剧诠释的真正动因。因为，“对作曲家来说，莎乐美更多应该是一个受到同情而非谴责的角色。”④正如英国音乐学家保罗·格里菲斯所注意到的，近代西方歌剧史中女性人物的命运轨迹似乎总是以死亡和不幸作为终点。⑤事实上，在西方歌剧长河中，“莎乐美”的女性形象并非个案，我们还可以在《卡门》、《艾莱克特拉》、《露露》以及《姆钦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等同样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原型。尽管这些作品塑造了有违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取向的“恶女”形象，但由此而展现出的女性悲惨遭遇和强烈的抗争意识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余论

　　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传统思想言路中的“违伦理”现象，应该说在西方歌剧史上，《唐·乔瓦尼》、《指环》和《莎乐美》并非个案，我们同样可以列举出许多具有相似意味的作品。按照传统的话语分析，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许可以被打入有悖伦理和道德沦丧的“深渊”，然而相比那些冷漠无趣和毫无生命力的“正人君子”和“贞洁烈女”们，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者们似乎更加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甚至是喜爱。这种审美上的倾向，应该说是耐人寻味的。

　　在美国哲学家杜威看来，“艺术的功能会影响到个体的人， 其旨在树立一个更加丰富的人格。从而走向一种审美的解放社会学。” 这种观点似乎从一个侧面昭示出，伟大艺术作品的伦理意义并非总是与传统道德观念结伴而行，在某些时候会显现出一种“非道德”的表象。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许多艺术杰作并未给人提供任何堕落和沉沦的场域，而是建构和开启了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和徜徉的人性化的艺术空间。因此，可以看出“与其说艺术是不道德的， 不如讲艺术有超道德性。”⑥不可否认，西方歌剧不是由与伦理无关的孤立音符编制而成，而是一种深刻而精致的伦理文化现象。然而，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歌剧中所显现的伦理道德内涵并非约定俗成，它必然与其所处时代风尚和文化意蕴密切关联。据此，我们对西方歌剧艺术的伦理性需要有一种深入的认识。在洞察相关作品时，应该保持一种清醒和自觉，不应循规蹈矩机械地将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唯一准绳，而应当审慎地透过事物的表象，在整体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动态语境下做出有机地、多维的和立体性的考察。

　　注释：

　　①【英】大卫·凯恩斯著，谢英华译.莫扎特和他的歌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②邢维凯.西方音乐思想史中的情感论美学[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③杨九华.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思想寓意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④殷遐.歌剧《莎乐美》的文化意义[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⑤保罗·格里菲斯著，王珉等译.西方音乐简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⑥徐岱.论艺术伦理的超道德性[J].伦理学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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