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边际化下种粮大户形成及演进研究

 　　农地边际化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当农地边际化现象发生时，农户积极与消极响应行为引致农户经营分化，进而打破均田承包制度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格局，加快了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为种粮大户的发育与成长提供了可能与空间。种粮大户在内生需求与政策驱动下得以形成发展，同时又在政策环境变迁下不断转型升级，成为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的依托主体。

　　《中国农技推广》(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办。本刊是面向全国农技推广系统的全国性综合科技期刊。本刊着重交流我国农业推广建设经验，研究探讨农业推广改革与发展，重点介绍国家农技推广项目和农业先进技术成果，栏目内容涵盖种子、植保、土肥、栽培等各专业领域。本刊是面向全国农技推广系统的全国性综合科技期刊。

　　人民公社体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错位导致农业生产僵化，“磨洋工”现象盛行，农民辛勤出工却难保温饱水平。1978 年，安徽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死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签字的壮举，使得“包产到户”模式得到国家认可，推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一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的禁锢，家庭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伴随农村社会经济的繁荣，传统农户出现了分化，专业大户开始出现，中央政策也开始聚焦“三农”问题。1982 年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对当年农村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也部署了此后一个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不过，由于 1978 ～1983 年间不允许农户对承包经营土地进行流转，这一政策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专业户的发展。随后农地流转政策开始松动：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在稳定和完善家庭经营制基础上，规定土地承包期在 15 年以上，且第一次提出要“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在 1986 年的“一号文件”中指出“要发展适度规模的种植专业户”，从而为专业大户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扶持依据。事实上，在 1982 ～1986 年连续 5 年的“一号文件”中，专业户一直是文件中的高频词，出现了 15 次， 足以看出国家对农村发展专业户的重视程度。

　　在农村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农业经营制度经历了生产责任制、联产承包制、包产到户制、大包干制的变迁。伴随制度的演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第二产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农村大量隐性或显性失业的劳动力，农户间自发的私下流转土地悄然发生。尽管此时的土地流转多是零散地块和亲戚邻里的土地，但也形成了一定的经营规模。在此情形下，国家

　　对农地流转也逐步放开，由禁止流转逐步向允许转包、依法转让、规范流转转变。在农地流转政策不断演进中，由于受到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限制，专业大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表现出了犹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户的经营效益。后来政策对此做了修正，1993 年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变，给了农民稳定的土地承包预期，促进农户进行地力改善等长期投资行为。但之后由于受到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成为热潮，出现了大量耕地撂荒现象。为了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增长，政府再次出台政策鼓励农户流转土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极大地推动了专业大户的发展。

　　随着农业前所未有的变革，专业大户开始分化，种粮大户不断出现。种粮大户作为我国现代农业的生力军，是解决“谁来种粮、如何种粮”的潜在主体，扶持种粮大户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手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从事粮食生产和服务的多是中老年劳动力，留守中老年人务农与外出青年务工的代际分工模式成为潮流。其中，一部分留守的中年人在国家惠农政策中嗅到商机，逐步发展为留守型种粮大户，亦即“本土型”种粮大户，这部分大户普遍存在科技素质不高、应对风险能力偏低、成长性较差等特征。相比较，“植入型”种粮大户的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抗风险能力高，经营规模也较大。同时，“植入型”种粮大户由于能够敏锐洞察到政策与制度效力，其规模扩张速度较快。表 2 看出，新时期以来，每年“一号文件”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大户都是高频词，在 2004 ～2012 年的文件中累计频次

　　步指出，农业转型时期要积极引导农民自愿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等方式进行连片耕种，通过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发展土地流转型和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2017 -2018 年“一号文件”没有直接提及专业大户，但对新型农业服务主体予以高度重视，其中一些种粮大户就兼具服务主体的特征。这预示着新形势下，种粮大户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有发展，同时也倒逼国家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的完善与革新。

　　种粮大户形成的内推力：内生需求

　　舒尔茨、波普金认为农户期望获取个人或家庭福利的最大化，是其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在农业收益达到农户预期时，农户会倾向于合理配置农业资源，寻求利润最大化。组织和生产学派认为，满足家庭消费需求是小规模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动力，农户的行为是根据劳动付出和家庭需求情况而做出的决策。 事实上，不论是哪一学派，都认为农户会在其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下作出理性决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经营分化是必然的。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决策的自主权。为了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除了种植粮食外还会兼种如蔬菜瓜果等其它经济作物。但这对当时小农户面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的粮食定购任务提出了挑战，一小部分农户开始通过抛荒、承包低洼地和偏远地等来扩大耕作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尽可能获得更大的剩余，由此出现了较一家一户规模偏大的粮食种植农户。农户的跟风效应使然，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一些农户也开始治荒产粮，家庭粮食生产经营规模逐渐扩大，收入也随之增加，种粮大户的示范作用不断增强。总体上，在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农业生产实践和脱贫致富的意愿为种粮大户的成长发育提供了土壤与温床，也成为种粮大户形成的起点。

　　农业发展日新月异，农民生活蒸蒸日上，农村的专业化分工逐步推进。种粮大户不再仅仅停留于抛荒和承包劣等地来种粮，而是开始制定发展规划，触及土地流转、机械作业、雇工经营、信贷融资等问题。尤其 21 世纪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下的回波效应使得粮食生产副业化、兼业化、老龄化，随之也出现了大量土地撂荒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为种粮大户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如天津市宁河县种粮大户董文森，在 1990 年承包 700 亩荒地，经过开垦后种植水稻，获得丰厚利润。但 5 年合同到期后村集体全部收回土地分给了村民。之后，他规范合同继续承包荒地开垦种粮，2010 年又承包 2000 亩撂荒地种植水稻，年种粮收入高达300 多万元。 成长起来的种粮大户因规模经营而拥有较高产出和可观的经济效益，“羊群效应”使得有能力扩大农地规模的农户纷纷效仿，土地撂荒得到一定遏制，种粮大户队伍不断壮大。2013 年农业部种植业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种粮大户已达 68.2 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0.28%。

　　可见，种粮大户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依据其自身条件而作出生产决策与行为的结果。种粮大户现有的粮食生产情况、自身的知识水平、家庭成员的数量等因素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外部条件，比如流转土地的资金、当前的政策环境、政府对种粮大户的资金扶持力度、粮食价格的浮动水平，这些外部因素在种粮大户的生产决策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农户的分化，一部分农户有转出土地的意愿。在流转土地时，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将土地流转给支付更高地租的转入户。在现实中，种粮大户支付的土地租金通常高于小农户，因而有转出农地意愿的农户选择流转给种粮大户的几率就较大。另外，转出农地的农户对土地的生活保障和就业功效的依赖程度较低，对其产生的禀赋效应也较低， 因而其流转给种粮大户的可能性就越大。在种粮大户中，有的是从普通农户分化而来，有的是在其他行业积累一定资金后转而投入农业，“本土”成长和“植入”发育的种粮大户，多已发展为职业种粮户，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生产方式提高了土地使用率、劳动生产率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和范围。新时期，种粮大户为周边农户提供全托管或半托管服务，同时示范推广新技术、新品种，逐步呈现出生产型规模大户与服务型规模大户并存的格局。

　　种粮大户的演进：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下的调适与转型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外出打工收益普遍比种地高，进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离乡打工，“空心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成为一些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留守农户，由于种地规模小、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等原因，或采取粗放经营，或转出土地;对于一些中老年留守农户，凭借政策扶持和自身能力已发展为初具规模的种粮规模户，是保证粮食产能的核心营粮户;还有一部分“植入型种粮大户”，技术水平高，抗风险能力强，种植规模大，对不同规模种粮大户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小农户转出土地和种粮大户转入土地，各取所需，是农地边际化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客观反映。种粮大户在保障国家粮食产能方面作用显著。

　　2012 年对全国新型种粮主体摸底调查表明，种粮大户等新型主体耕种面积为全部耕地的 1 /10，却产出了全国 1 /5 的粮食。 合理配置农地资源，推广农业科技，提升粮食质量与结构安全，需要种粮大户充当标本和示范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外粮食价格出现严重不对等，各种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土地流转费用提高，农业生产利润降低，甚至出现经营亏损状况。如蒋和平等对粮食主产县调查发现：河南省息县农地租金在 2009 年是 300 元/亩，到 2014 年提高到了 700 ～800 元/亩;湖南省华容县与宁乡县两县的水田流转费用在 2010 年为 100 ～200 元/亩，到 2015 年上涨到 500 ～600 元/亩。在土地租金上涨同时，种粮大户的雇工费用也节节攀升，有的地方高达 300 元/天，再加之自然灾害减产，粮食价格下跌，成本上升与产出降低使得种粮大户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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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随着经营风险加大，一些种粮大户开始调整现有的生产模式，降低经营规模，甚至出现了“跑路”现象。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土地租金攀升成为种粮大户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保持粮食生产积极性，如何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如何在生产经营中获得利润，亟需在国家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之间寻求解答，破解现实困境。

　　结语

　　粮食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国家从政策、制度方面帮助种粮大户解脱困境。比如目前种粮大户面临的：流转土地分散、土地租期短且不稳定等因素影响其对农田的长期投入;流入的土地地力相对较差，影响粮食产量;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影响种粮大户的信贷能力;农业“三项补贴”迟迟不能到位等，都在

　　制约种粮大户的发展。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农业劳动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面对着各种经营风险。因而，种粮大户需要强化彼此间的合作交流，提升抗风险能力，更多参与农协或者其他农业生产组织，提升自身的农业科技能力与水平，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应不断提升对市场的分析研判能力，尤其对于农业新型经营组织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困难进行充分调研，加强精准扶持力度，制定适宜的补贴政策，推进种粮大户转型。在转型期，面对我国农地边际化的潜在影响，需要通过土地的转包、出租、转让、托管等多种形式，壮大种粮大户队伍，加快种粮大户升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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