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义”“利”分析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贸易论文发布时间：2019-09-23 09:27:38浏览：次

　　【内容提要】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主动创造发展机遇，积极参与海外港口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港口外交”已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重要指导原则。从“义”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注重与对象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注重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与政局稳定;不断创新中国成套对外援建模式。从“利”的角度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有利于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服务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有利于促进产业转移与合作;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展望未来，中国企业深入参与“港口外交”，需要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和义利协调。

　　【关键词】港口外交;“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9.011

国际贸易问题

　　《国际贸易问题》经济核心论文发表期刊，月刊创刊于197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本刊立足学术领先，以国际化和数字化为基点，以学术化、专业化、平台化、品牌化为方向，继续保持我国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顶尖学术期刊地位，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大经贸领域学术期刊的第一品牌，为经济进步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为我国引领全球贸易发展做出贡献。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港口逐渐成为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对于能源运输、商贸往来和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港口大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全球港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港口外交”也同“高铁外交”“北斗外交”一样，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新名片”。中国的港口外交根植于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海外港口的实践，着眼于中国与对象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依靠中国政府与中资企业相互配合，使得中资企业在参与海外港口建设与经营过程中服务于中国外交战略目标，满足中国外交需要、企业利益需要和对象国发展需要。[2]

　　参与港口外交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和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等港口投资与经营企业，也包括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港口和相关配套园区建设企业，还有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港口机械制造企业。同时上海港、青岛港、深圳港、连云港港等多个港口公司也在积极参与港口外交。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形式，除了投资、建设、运营和长期租赁外，也包括港口周边配套的园区和新城建设、与海外港口建立“友好港口”、建立港口合作联盟、打造港口“朋友圈”以及召开港口论坛等等。

　　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既有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增长出现下滑，全球航运企业及港口发展面临严峻形势。欧债危机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遭“腰斩”，港口身价大大缩水，这给中国企业参与全球港口建设提供了机会。[3]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印尼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支点，港口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联互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向高质量方向迈进。所谓“高质量”，就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开放、廉洁、绿色”为理念，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目标。[4]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始终要做到参与各方平等协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此外，随着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以及在多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势下，中国不能静待国际市场变好，也不能等待他国提出合作倡议，应主动创造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机遇，[5]这同样对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实践，为研究中国外交以及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提供了新视角和丰富素材。本文从正确义利观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应当遵循的“义”和能够获取的“利”，并探讨在港口外交过程中，中国企业如何协调好“义”与“利”的关系。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义”

　　当前中国企业参与建设运营的港口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坚持义利兼顾、义先于利是一项重要原则。这既是由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国家身份和奉行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理念所决定的，也是缓解乃至消除“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负面舆论以及消除对象国对于“经济上依赖导致政治上依附”等担忧的必然要求。此外，港口作为重要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正外部性。港口在建设与运营前期需要巨额投资，而创造的收益在短期內与巨额投资相比微不足道，所以也不能简单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归结起来，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应秉持的“义”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与对象国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对象国的经济发展。为振兴经济，对象国往往会制定本国的发展规划，有关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港口的功能变得原来越丰富，现代港口除了国际多式联运的枢纽功能外，还扮演区域或国际性商贸、金融和信息中心的角色。[6]对接对象国的发展战略，帮助其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并且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对于一个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就具备了较强的进出口能力，进而就拥有了更广大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更强大的吸引外资优势。这都有利于推动对象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之能够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例如，2008年，肯尼亚发布了《肯尼亚愿景2030》，提出到2030年转型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愿景2030”主要聚焦十个关键领域，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港口以及配套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重点内容。目前，中国企业正在积极与肯尼亚的战略规划进行对接，帮助肯尼亚重点建设蒙巴萨港和拉姆港，并配套设立自由贸易区以及两条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性走廊。[7]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了蒙巴萨港第19号泊位，这是目前东非海岸港口中最深的泊位，巩固了蒙巴萨港作为东非第一大港的地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将帮助肯尼亚把拉姆港打造成第一流深水大港。在建设完毕后，拉姆港的集装箱年吞吐量将增加到2000万个，并因此会成为东非的重要港口。[8]根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肯尼亚经济增长率达6.3%，为8年来最高。其中运输及仓储业增长率为8.8%，制造业增长率为4.2%;2018年肯尼亚进出口逆差降至其GDP的4.9%，缩至11年来最低。[9]中国企业参与肯尼亚港口建设所带动的运输业稳步增长以及制造业迅速发展，是肯尼亚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進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港口大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参与全球港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港口外交”也同“高铁外交”“北斗外交”一样，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 新名片 ” 。图为2019年8月2日，在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新集装箱码头竣工仪式上，消防船用水柱搭建起“水门”庆祝。

　　第二，注重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与政局稳定。中国始终认为，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本源。世界各地的冲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停滞和民生凋敝。因此，只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缓和矛盾、化解纷争，实现地区和世界的长治久安。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建设，积极探索属地化管理方式，重视人力资源本土化的管理理念。由于港口建设有着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因而不仅带动对象国就业，提升当地居民收入，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水平，还能为对象国培养一大批拥有丰富建设经验的技术人才，为对象国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为其日后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企业的港口外交也有助于缓和当地社会矛盾。

　　尼日利亚西南部的拉各斯州，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良好的港湾条件，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此地承建的莱基深水港，将会在整个区域港口中发挥枢纽作用，约17万当地人将因此获得就业机会。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承建了莱基深水港附近的莱基自贸区。随着自贸区的发展，周边零散的村落逐渐形成了社区、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教育、医疗等条件，有力推动了当地城镇化建设。此外，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设莱基港附近的丹格特石化公司栈桥和海底管线项目，这极大改善了尼日利亚的能源供应结构，基本满足了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对成品油的需求。[10]中国参与港口外交的实践证明，以发展为导向的民生治理，比西方倡导的民主治理更接地气，也更能够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11]

　　第三，创新中国成套项目对外援建的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港口外交，对外援建在资金、方式、领域、举措等方面正在发生变化，更加突出基础设施、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安全能力与和平建设等重点领域。成套项目建设是中国企业在参与港口外交中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12]

　　中国企业在参与港口外交过程中，也会参与周边交通设施建设，开发配套的园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借助这种成套项目建设，中国向对象国提供的援助资金规模更大，产生的综合效益更好。2011年，刚结束内战不久的斯里兰卡提出要把在战争中衰落的科伦坡港南码头建设起来。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抓住机会，最终获得科伦坡南港35年的特许经营权。[13]就在科伦坡港附近，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正共同开发科伦坡港口城，该项目的目标是打造南亚地区第一个高端中央商务区(CBD)。[14]在港口城项目的基础上，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斯里兰卡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港湾投资10亿美元，建设科伦坡港口城内首个综合建筑群。这一综合建筑群项目主要包括3座高层办公楼，未来这一综合建筑群将成为港口城内金融业的办公场所，可以为科伦坡港口城吸引更多外资。[15]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利”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并不是单纯的对外援助，而是“义利兼顾”。若无利可取或者获利微薄，企业的参与热情和生存能力均不可持续。同时，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港口，也是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重要载体。总体看，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能获得的“利”，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能够拓展自身发展空间。参与全球港口建设与运营，是中国企业从做大到做强的关键步骤。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壮大自己。中国政府与对象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较为有利的政策环境积累经验，为日后参与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做好准备。同时，中国港口企业与海外港口公司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有利于开拓国际视野，为业务发展拓宽渠道。

　　第二，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能够服务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元，货物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继续保持世界第一。[16]中国已经是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更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中心。港口是中国对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中国航运公司和港口经营者必须增加投资，提高能力，满足需求。[17]可以说，中国的货物贸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如此之多的优质港口。因此，中国企业对海外港口的控股，参与海外港口的建设与运营，将为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销往世界各地提供极大便利，也将为中国持续扩大货物贸易提供重要基础设施支撑。

　　第三，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促进了产业转移与合作。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可以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蛇口模式”，即“前港—中区—后城”相互配合，在建设一流港口设施的同时，打通港口与腹地之间的集疏运通道，开发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等。[18]港口配套的园区建设，扩大了中国的海外投资市场，促进了中国与对象国的产能合作。临近港口的园区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运输环境和规避多种风险的良好条件，是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的优良平台。例如，依托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建设的中斯工业园以商贸物流业为切入点，发展船舶服务和海产品、农副产品等加工制造业，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斯双边投资和产能合作。[19]

　　第四，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有力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中国企业对海外港口的控股及建设体现了中国的资金实力和基建能力，对于海外港口的运营则体现了中国企业的现代化管理能力。同时，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也促进了政府间合作，实现了政策沟通。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将中国在经济、科技、建筑等方面的实力及优秀文化展现给对象国乃至全世界，让更多人对中国有了更客观真实的认识，增强了民间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在国际航运管理、大宗商品定价、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也得以彰显。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义”“利”协调

　　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既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又有超越物质利益的道义问题，两者在实践中必须作出重大协调，才能保证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正确义利观是协调两者的基本遵循和必然选择，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理念，[20]其政策要求是兼顾义利，在具体情境下义先于利、融义于利。

　　第一，中国企业需要对对象国与地区局势有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上掌握“义”如何落实、“利”如何获取。中国企业的港口投资、建设与运营，不仅需要遵守和尊重对象国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和价值体系，也需要与对象国的发展愿景相契合，更需要对港口周边的地缘政治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清晰的认知。尊重对象国并对接对象国的战略规划，才可以得到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才能与对象国形成合力，将“义”落到实处。相较之下，中国企业更需要深入了解地缘政治局势。中国港口外交的目标地区，不少存在着政权稳定性和公共安全问题。唯有全面系统深入了解对象国和地区，中国企业港口建设和港口外交才能精准施策、有的放矢、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共赢，同时规避和化解部分政治和安全风险，实现义利协调。

　　第二，中国企业需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让渡部分的“利”，实现更大的“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不管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还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抑或是双边、地区外交，中国都在寻求联合利益相关方在平等基础上共同参与，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须探索创新所有制模式，与全球更多公司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企业一方面需要与当地企业开展广泛合作，在帮助这些企业成长的同时，也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另一方面需要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其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例如，克里比深水港是喀麦隆国内最大的港口，在整个中非的航运和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港口的集装箱泊位特许经营在2016年被授予了中国港湾、法国博洛雷、法国达飞海运集团联合运营体和喀麦隆当地企业。法国博洛雷公司和达飞海运集团都是港口运营价值链中的世界级公司，在非洲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管理经验。[21]中国港湾正是在和这些公司合作中发挥优势、弥补短板，最终取得了各方的认可，获得了紧邻克里比港口的物流园区投资项目。所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欢迎一切有意愿且有实力的优质的第三方国家企业参与融入中国的港口和码头项目，实现港口建设“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互动。从义利观角度看，加强双边和第三方市场合作、让渡部分利益，既能规避和分散投资经营的风险，又能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有力做到义利协调。

　　第三，中国企业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义”落实到当下，从而保障长远的“利”。不管是从企业伦理出发，还是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出发，现代企业都要有基本的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中国企业参与港口外交，自然需要关注政府部门和合作企业的利益，但也要关注所在地民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实際上，没有当地民众的支持，不仅项目推进会受到直接影响，当地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态度最终也会受到影响。这就要求参与港口外交的中国企业必须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例如，在瓜达尔港建设过程当中，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积极履行相关的企业责任，不仅为所有中国员工普及巴基斯坦传统习俗，而且主动协助慈善机构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积极开展扶危救困工作。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当地政府挑选了14个贫困家庭，进行一对一的扶贫工作，通过特殊招聘、定向购买服务等方式对这些家庭提供帮助。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还向中巴法曲尔小学捐献了三辆崭新的校车，解决了当地小学生长途奔波求学的困难，还定期把学校学生接到港口和自由区访问参观。[22]中国企业采取的这些行动，增进了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感情，也减轻了中国企业建设经营港口的阻力。总之，中国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才能在对象国乃至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和声誉，更好地协调义与利的关系。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国际秩序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6CKS009)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第二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苗田田)

　　[1] “China Builds up Strategic Sea Lane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5/jan/17/20050117-115550-1929r/.

　　[2] 孙德刚：《中国港口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13页。

　　[3] 谢奕秋：《布局海外港口，中国在下一盘大棋》，载《南风窗》，2017年10期，第43页。

　　[4]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

　　[5] 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7页。

　　[6] 汪长江：《港口现代物流：概念诠释、效率测评与增进对策——绿色理念背景下基于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的研讨》，载《管理世界》，2008年第6期，第180页。

　　[7] 胡欣：《“一带一路”倡议与肯尼亚港口建设的对接》，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第75页。

　　[8] 《中交建获肯尼亚深水港建设项目》，http：//www.eworldship.com/html/2014/ShipOwner_0808/90846.html。

　　[9] 《肯尼亚2018年GDP增长达6.3%，为8年来最高》， http：//ke.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4/201904028592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