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论文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以来，国际政治的性质一直未发生根本变化。国际政治依然是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自助体系，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之上的统治权威。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各国应如何确保自身的独立、安全和生存呢?国际政治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对此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激烈理论争论，了解这场目前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
　　一、制衡还是追随：理论争论论文
　　这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在持续的理论争论主要有两大派。一派认为，国家在面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将采取制衡(balancing)行为，以化解威胁或未雨绸缪，制衡是国际政治行为的根本特征。持此观点的以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等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则认为，国家在面临威胁或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时并非总是采取制衡行为，从历史上来看，追随(bandwagoning)而非制衡才是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持此观点的主要包括俄亥俄州大学政治系教师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L.Schweller)、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和政治学系学者保罗•施罗德(PaulSchroed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伯特•鲍威尔(RobertPowell)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等。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每当某一国的权力增长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权力平衡时，其他国家就会单独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该国，制衡该国的霸权企图，其结果是均势(halanceofpower)一再出现。(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沃尔兹指出，主要归因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与大体上井然有序的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是一个无政府的舞台，缺乏一个统一的权威。由于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可以权威性地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各国必须自助，以满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内部努力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还得时时提防它国的权力增长。当自身的权力不足以制衡它国权力的过快增长或霸权图谋时，就会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对之加以遏制。沃尔兹指出，不管各国追求何种目标，也不管决策者的意图如何，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均势就会一再出现：(1)秩序是无政府状态；(2)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从这一均势理论中，沃尔兹还引申出关于国家行为倾向的理论命题，即国家在面临它国权力的急剧增长或霸权企图时，会进行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主要特征。他将制衡定义为“与权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将追随定义为“与权力强大的一方结盟”。(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他指出，国家之所以与弱者结盟以应对强者，是因为：(1)对他们产生威胁的正是实力较强的一方；(2)与较弱的一方结盟他们更会受到尊重，也更安全。(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不过，沃尔兹指出，国家制衡的虽然是权力，但谋求的却是安全，“权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这与摩根索的“权力即利益”的国家利益观显然是不同的。沃尔兹明确指出，若国家寻求的是权力，那么国家就会选择与实力强大的一方结盟，追随将成为普遍性的行为。但国家追求的是安全，不是权力。(注：[美]肯尼思•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153页。)
　　沃尔兹对安全而非权力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的“威胁平衡”(balanceofthreat)理论。与沃尔兹一样，沃尔特也认为，在无政府的环境下，制衡而非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常见的国家行为。但沃尔特认为，既然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非权力，那么必然会对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一方作出反应，即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非权力。权力虽然重要，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威胁。威胁一国安全的并非总是权力最强大的国家，有时，虽然一国的权力不是很强大，但由于对它国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则被威胁国也会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以应对最具威胁的敌人，这种行为应被视为制衡而非追随。那什么是威胁呢?沃尔特认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1)权力总量(aggregatepower)，(2)地理位置邻近(geographicproximity)，(3)攻击能力(offensivepower)，(4)侵略意图(aggressiveintentions)。一国的权力大，或地理位置与它国接壤，或攻击能力强，或侵略意图彰显，都可能成为威胁源，成为制衡的对象。(注：nalSecurity,Vol.9,Spring1985,pp.9-13.)与此呼应，他对制衡和追随进行了重新界定，将前者定义为“与它国结盟以反对最主要的威胁”，后者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
　　沃尔特认为，他对沃尔兹理论的修正(refinement)不仅使制衡和追随的理论命题在逻辑上更加合理，而且也更符合历史事实。(注：StephenM.Walt,“TheProgressivePowerofRealism”,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1,1997,p.933.)他通过对中东、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间的联盟关系、东南亚以及欧洲30年代联盟关系的研究，表明：(1)制衡行为远远多于追随，(2)国家制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权力。
　　沃尔兹和沃尔特的制衡理论受到了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L.Schweller)指出，不管是沃尔兹的制衡权力观点还是沃尔特的制衡威胁观点，两者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具有强烈的现状偏见(statusquobias)，只从现状国家的视角观察问题。对于现状国家来说，安全和维护体系的稳定是其利益所系，因为它们从现状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是心满意足的(satisfied)国家，因而会制衡那些对其安全和体系的稳定形成威胁的国家和联盟。但对于不满意的(dissatisfied)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来说，安全并非其首要目标，攫取利益才是其目标。对现状不满意的国家常常会追随(而不是制衡)另一个正在崛起的试图挑战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国家，因为追随后者才有可能打碎压在它身上的现状枷锁，分享建立新世界的胜利果实。施韦勒还特别批评了沃尔特对追随定义的界定。他指出，沃尔特将追随定义为“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将导致与“绥靖”或“战略投降”相混淆，而且也与该词的通常用法相悖。

《制衡、追随与冷战后国际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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