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政策评估

 　　【内容提要】新时期，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奉行整体超脱、局部退缩战略，通过组建“中东战略联盟”、扩大军售提高盟友防务能力，以背后掌舵的方式维持在中东的存在和影响。俄罗斯抓住机遇，政治上以“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进程”为抓手，扩大在叙利亚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构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欧亚三角联盟”;军事上通过扩大在叙利亚、埃及、苏丹、索马里、黎巴嫩的军事存在，打破美欧在中东事务上的垄断权，与美欧形成军事平衡;经济上通过与沙特、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中东油气大国合作，构建新的石油与天然气供应联盟，扩大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展望未来一个时期，美俄在中东地区战略博弈将呈现“俄进美退”的特征，域外大国在中东的经济影响力呈现“亚洲进、欧洲退”的局面，地区大国自主意识增强，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明显。

　　【关键词】俄罗斯;美国;中东政策;叙利亚;地缘政治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9.006

　　《江海纵横》是经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管，南通市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它立足南通，面向全省、全国，为广大热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干部、教师、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提供开展学术探讨、发表理论文章的园地，多年来成为大家可以依赖的朋友。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俄罗斯中东政策服务于恢复苏联时期的国际影响力，包括谋求全球大国地位，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垄断，建立俄罗斯发挥主导作用的多极化格局。俄社会普遍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俄丧失全球影响力、沦为地区大国视为一种“耻辱”，恢复全球大国地位成为俄罗斯全国不同阶层的重要共识。俄罗斯政府多次强调，无论从地缘位置、军事实力还是议程设置能力来看，俄罗斯都注定是世界大国，不会成为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小兄弟”。[1]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以欧洲、亚太和大中东地区为三大外交重点区域，即俄罗斯在东部(亚太地区)、西部(欧洲)和南部(大中东)三大战略地区拥有核心利益，其中大中东地区包括里海、中亚、黑海、西亚、东非和北非地区。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是普京恢复俄罗斯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反恐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外交部公布的《俄罗斯外交战略报告(2015—2020)》指出，俄罗斯对外战略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拓展经济利益。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俄罗斯坚决捍卫主权，努力塑造世界大国地位。[2] 中东地区是俄罗斯构建大周边稳定安全环境、拓展海权、预防西方政治颠覆、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战场，但中东国家对俄罗斯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从地缘位置来看，伊朗和土耳其分别是俄里海和黑海沿岸邻国，属于中东北层国家与俄“近邻”，是俄构建中东新秩序的重要联合对象;以色列和广大阿拉伯国家是俄“远邻”，是其在中东“西进”“东拓”和“南下”三大战略的重要依靠力量。当前中东乱局相互叠加，美欧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下降，客观上为俄重塑世界大国地位、反制西方制裁、构建欧亚联盟、拓展地缘经济利益提供了战略契机。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定支持巴沙尔政府，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12次使用否决权、建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边协调机制、制定叙利亚4个冲突降级区。图为2019年2月14日，俄土伊三国总统在俄南部城市索契就叙利亚局势和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等问题举行三方会谈。 立足敘利亚反制西方制裁 2015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美、欧、日等联合对俄实施制裁。2018年3月，俄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和女儿在英国“中毒”事件引发外交风波，16个欧盟成员国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尔巴尼亚、挪威、马其顿、乌克兰等国驱逐俄外交人员，俄方则抨击这些国家串通反俄。[3]2018年12月，俄罗斯在亚速海扣留了3艘乌克兰舰船，两国发生严重海上摩擦，西方国家借机进一步加大对俄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力度。 中东地区是俄打破西方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的重要突破口。普京政府以叙利亚战争、伊朗核问题、也门危机、巴以冲突和利比亚内战等中东热点问题为契机，打破北约、美、欧、日对俄的立体封锁和孤立。经过长达8年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博弈，叙利亚乃至东地中海地区已出现“俄攻美守”的局面。[4]

　　俄方认为，西方国家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幌子，在大中东地区和俄大周边地区推动“颜色革命”“政权更迭”和“人道主义干预”，势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动俄国家安全“红线”，对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构成严峻威胁。 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上，普京提出了“主权民主”的概念，即在强调自由和法治的同时，呼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民族主义和主权至上原则。俄认为，美国及北约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推行“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以武力推翻“不民主国家”，给地区国家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俄对西方在欧亚大周边地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不能置之不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必须抵制西方在中东，尤其是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行为。

　　40多年来，俄叙已成为一对“血盟”。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关闭苏联军事基地，并要求苏联专家及其家属限期离境，叙利亚成为苏联在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落脚点。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俄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定支持巴沙尔政府，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12次使用否决权、建立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边协调机制、制定叙利亚4个冲突降级区。2015年以来，俄直接派兵帮助巴沙尔政府平叛，与叙政府联合解放代尔祖尔和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 叙利亚是俄在中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处于战略支点位置。俄在叙军事行动年均预算仅5亿美元左右，参与军事行动和军事训练的俄军人数约5000—7000人，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5]有学者指出，俄在安理会连续投否决票，出兵干预叙利亚局势，尽管不能完全解决中东热点问题，但给西方干预中东事务增加了成本。[6]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俄积极联合伊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建反西方统一战线。

　　2015年10月，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成立打击“伊斯兰国”情报共享联盟，并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成立协调办公室，在黎巴嫩真主党加入后，该机制升级为“4+1”协调小组。[7] 俄罗斯是中东域外大国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中，北高加索的车臣和达吉斯坦、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穆斯林人口比例较高，这些地区也是俄国内恐袭的“重灾区”。普京认为，要想彻底解决俄国内暴恐事件频发的问题，必须从源头抓起，将极端分子消灭在境外。中东尤其是叙利亚成为俄清剿车臣分裂分子和极端组织的主战场。 从2015年9月到2018年6月，俄空军在叙利亚执行了3.5万次飞行任务，仅损失7架战机和12架直升机。[8]俄罗斯在叙军事攻势引起美欧不满。2018年2月，俄私人安保公司瓦格纳(Wagner)试图抢夺叙库尔德人聚居区的一处油田，遭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围堵，美俄关系持续紧张。叙利亚对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意义重大，西方不能容忍俄在叙利亚一家独大，希望通过所谓的化武事件打击巴沙尔政府，打乱其地面进攻节奏。

　　2018年4月，美、英、法以叙政府在东古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为借口，空袭政府军控制下的军事目标。但美国政府及英法两国无意在叙利亚陷入战争泥潭，也不愿与俄发生正面冲突。美、英、法联军对叙空袭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美欧联合军事行动未能改变巴沙尔政府的地面优势，也未能迫使俄罗斯在叙利亚由进攻转向防守。 叙利亚在维护俄能源利益方面同样发挥独特作用。伊朗和卡塔尔计划铺设天然气管道并经叙利亚向欧洲出口天然气，此举将减轻欧洲对俄天然气的依赖。叙利亚为维护俄利益，坚决反对该计划，确保俄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保持垄断地位。 依托中东军事存在构建地缘政治联盟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巩固在中东的海军和空军基地，在叙利亚、埃及、苏丹、索马里、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部署新的军事力量，提高了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

　　首先，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问题和叙利亚战争，强化在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部署，[9]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霍梅明空军基地增加驻军人数，依靠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独立区舰队增强海上力量投射能力。尤其是通过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俄增强了在黑海地区的主导权，使之成为俄及其合作伙伴——土耳其的“內湖”。 其次，叙利亚、黎巴嫩成为俄罗斯新的军事补给站。

　　近年来，俄宣布升级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霍梅明空军基地，租期49年，将二者打造成俄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枢纽。2018年2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黎巴嫩，提出俄军使用的黎波里海港和机场的请求;作为补偿，俄将帮助黎巴嫩加强军事训练。[10]截至2019年7月，该协议仍处于商谈过程中。

　　最后，俄罗斯对东非海军基地也抱有浓厚兴趣。2018年4月，索马里当地媒体透露，俄希望在亚丁湾沿岸泽拉城郊外建立一处海军和空军基地，以供1500名俄军驻扎。作为交换，俄政府称将推动国际社会承认索马里主权，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1]依靠上述军事存在，俄罗斯扩大了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俄还通过“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角联盟进一步巩固这一军事优势。近年来，三国均提出各自版本的“欧亚主义”理念，对外战略高度契合。 其一是俄罗斯与土耳其。土耳其近年来提出“新奥斯曼主义”，试图恢复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寻求与伊朗、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建立“欧亚大陆联盟”，应对恐怖主义、中东难民、叙利亚战争等问题，土耳其谋求在“欧亚大陆联盟”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12]

　　埃尔多安政府这一构想与俄罗斯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宏伟蓝图一拍即合。为吸引土耳其加入俄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和索契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普京政府宣布支持土耳其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默许土耳其越境占领叙利亚阿夫林地区、建立缓冲地带、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民主军)。2017年1月，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方共同倡议发起“阿斯塔纳进程”，三国领导人、叙利亚政府、自由军等代表出席会议。经过四轮会谈，有关各方决定在叙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13]

　　2018年1月，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领导人就解决叙利亚危机和落实4个冲突降级区再次达成重要共识。俄罗斯是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土耳其24%的石油和53%的天然气自俄进口;[14]土耳其是近年来购买俄“S-400”防空系统的第一个北约成员国，引起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对。

　　2018年，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后选择土耳其为首访地。2018年9月，俄、土、伊三方元首举行峰会，就联合清剿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恐怖分子达成重要共识。普京试图在土耳其和北约、土耳其和欧盟之间打入楔子。当然，土耳其对俄垄断地区局势的野心也保持警惕，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保持战略平衡是埃尔多安政府的一贯政策。2017年，连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建成通车;此外，土耳其积极推动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15]这些都被认为是对俄以及俄盟友亚美尼亚的“软制衡”。 其二是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系。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地区拥有共同的敌人，即美国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伊朗总统鲁哈尼指出，美国政府长期支持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犯罪组织;美国已成为“美式伊斯兰国极端组织”(American Islamic State)。[16]2019年4月，美国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伊朗则以牙还牙，将美国中央司令部列为恐怖组织。

　　尽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46条明文规定，伊朗境内反对任何外国力量部署军事基地，包括出于和平目的部署军事基地，但2016年在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武装时，俄使用了伊朗境内的哈马丹(Hamadan)空军基地。俄军武装和战机一度在哈马丹基地附近驻扎，执行在叙军事任务，这表明俄与伊朗已建立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2018年4月，美、英、法空袭叙利亚，伊朗再次向俄空军开放军事基地。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存在，特别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保持警惕，不支持叙利亚“什叶化”和“伊朗化”。[17] 土耳其是近年来购买俄“S-400”防空系统的第一个北约成员国，引起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对。图为2019年7月12日，一架大型俄罗斯运输机降落在土耳其安卡拉的穆尔特德空军基地。

　　通过政治经济扩大在中东军售和商业利益 除地缘政治利益外，俄在中东还拥有重要地缘经济利益，包括军售、能源和投资利益。俄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伊朗、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苏丹;俄维护地缘经济利益的合作伙伴主要是海合会国家、埃及、约旦和阿尔及利亚。 首先，俄罗斯积极扩大对中东国家的军售，与欧美国家抢夺军火蛋糕。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Dimitry Rogozin)曾经指出，俄罗斯负责军火销售的部门——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п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是俄“第二外交部”，在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8]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5年，俄向中东地区出售了160亿美元军火，占俄全球军火销售份额的17%—18%，[19]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和苏丹是俄军火主要购买者。 自2015年俄罗斯在叙利亚拉塔基亚部署“S-400”防空系统以来，叙政府军连连获胜，为俄军火出口做了“广告”。俄罗斯于2016年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系统(因以色列反对，俄未能向伊朗出售“S-400”防空系统)。2017—2019年，俄罗斯分别与沙特和土耳其达成出售“S-400”防空系统的协议，并将于2019年向土耳其交付“S-400”防空系统。

　　截至2019年4月，俄向卡塔尔出售“S-400”防空系统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 其次，俄罗斯在中东积极构建能源供应联盟。在能源政治领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科威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是俄天然合作伙伴。在2019年1月1日卡塔尔退出欧佩克前，欧佩克14个成员国中有8個来自中东地区，这八国占欧佩克石油总产量的83%。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60%和50%，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63%和40%。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占俄国民收入的50%，占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收入的80%左右，其中占伊拉克国民收入的90%。[20] 根据2009年通过的《203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报告》，未来俄罗斯将推动天然气出口伙伴多元化，形成以俄为中心的欧亚天然气供应网络，使俄罗斯—欧洲、俄罗斯—东北亚、俄罗斯—高加索—中东天然气管道成为俄能源出口的三大动脉，从而构建“俄罗斯—卡塔尔+”天然气出口联盟和“俄罗斯—沙特+”世界石油出口国联盟等世界能源架构。[21]

　　2016年12月，俄罗斯和沙特等国一道签订“欧佩克+”协议，欧佩克和非欧佩克成员达成石油减产协议，以维持国际石油价格上涨。2018年6月，在欧佩克成员国大会上，沙特力邀俄罗斯参加，试图更好协调欧佩克与俄罗斯在石油生产方面的政策。除阿拉伯国家外，伊朗也是俄能源合作伙伴。2017年11月，俄罗斯与伊朗达成“以石油换商品”协议，伊朗以石油换取俄罗斯机械设备和其他商品。[22]根据能源合作协议，两国将联合开发伊朗300亿美元的油田，俄还将向伊朗北部地区提供天然气。[23]

　　最后，俄罗斯不断扩大在中东投资利益。在与中东地区国家构建伙伴关系过程中，俄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产能，如核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Rosatom)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子能公司，与美国、中国、法国和韩国的核能公司在中东展开激烈竞争。2014年，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与约旦签订协议，承诺将帮助约旦建造首座核电站，总投资100亿美元，其中俄提供49.9%的资金。约旦政府宣布，到2022年，约旦将建造两座核电站。[24]俄罗斯帮助埃及在北部城市塔巴(El Dabaa)建设的核电站将于2022年完工，俄承诺提供250亿美元、偿还期为35年的长期贷款(年利息3%);2017年，俄罗斯与阿尔及利亚签订协议，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将帮助该国在2025年前建造一座核电站。[25]俄罗斯还积极帮助土耳其建设核电站，中、日、俄一道帮助土修建的阿库由(Akkuyu)核电站将占该国用电量的10%。[26]

　　结论

　　新时期，俄罗斯奉行务实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外交政策，[27]根据中东各国具体国情制定“一国一策”，以富有弹性的双边外交为主线，以危机管理的多边机制为平台，奉行“现实政治”(Realpolitik)理念，以实现地缘政治经济的双重目标：一是与中东地区大国建立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打破美国和西方在中东的独霸局面，促进中东地区形成多极格局;二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为俄穆斯林地区的政治稳定提供外部保障;三是在中东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和推动军售(中东占俄全球军火出口的36%)，恢复俄军事影响力;四是形成俄主导的天然气和石油出口国联盟，使能源出口服务于俄对外战略(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分别在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国拥有重要投资利益);五是吸引中东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土耳其和以色列)对俄投资。不过，俄罗斯虽积极维护自身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但迄今缺乏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构建地区秩序的能力。[28] 当前，美、欧、俄等传统大国(集团)在中东继续保持博弈态势，维持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国仍是中东地区驻军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但俄罗斯强势军事崛起挑战了美国的主导权。2018年以来，美国减少对中东事务的参与力度，战略收缩导致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俄罗斯抓住机会，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俄进美退”的局面。同时，中、日、印等亚洲大国继续拓展在中东的能源和经贸利益，尽管俄罗斯试图扩大经济存在，但域外大国在中东的经济影响力仍然呈现“亚洲进、欧洲退”的局面;中东地区大国自主意识增强，与域外大国的关系处于深刻调整当中。受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退出战略”和普京政府“高调介入”中东事务的影响，未来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将日渐明显。

　　[1] Witold Rodkiewicz， “Russias Middle Eastern Policy： Regional Ambitions， Global Objectives”， OSW Studies， No. 71， December 2017， p. 5. [2] László Póti， “Russian Policies towards the MENA Region”， MENARA Papers， No. 9， July 2018， p. 8. [3] 《欧美多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俄方表示将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应》，载《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3月28日。 [4] Yuri Teper， “Russian and U.S. Roles in the Middle East： An Israelis Perspective”， Kennan Cable， No. 28， December 2017， p. 1. [5] Dmitri Treni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Moscows Objectives， Priorities， and Policy Drives”， Task Force on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Ukraine and Eur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pp. 1-2. [6] James Sladden， Becca Wasser， Ben Connable， Sarah Grand-Clement， “Russi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PE-236-RC，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4; p. 11. [7] Nicu Popescu and Stanislav Secrieru， eds.， “Russias Return to the Middle East： Building Sandcastles?” Chaillot Papers， No. 146， July 2018， p. 66. [8] 同[7]， p. 51。 [9] Stephen Blank， “Russias Middle Eastern Position in 2025”，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s-middle-eastern-position-in-2025/. [10] Ely Karmo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 The Sunni Connection”， https：//www.idc.ac.il/he/research/ips/Documents/publication/5/ElyKarmonRussiaMiddleEastJuly2018.pdf. [11] 同[9]。 [12] James Dorsey， “Fragility of Middle East Alliances Becomes ever more Apparent”， Daily Star， April 4， 2018. [13] 同[1]， p. 24。 [14]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Sidelines to Centre Stag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8/630293/EPRS_BRI(2018)630293_EN.pdf. [15] 同[7]， p. 100。 [16] “Eclectic， American Islam Is Busy Confronting Original Islam： Ayatollah Khamenei”， http：//english.khamenei.ir/news/3798/Eclectic-American-Islam-is-busy-confronting-original-Islam. [17] Clément Therme， “Iran and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Toward a Regional Allianc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2， No. 4， Autumn 2018， p. 561. [18] ?Вопросы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1 декабря 2000 г. № 1953， p. 1. [19] 同[1]， p. 47。 [20] 同[7]， pp. 30-31。 [21] 同[10]。 [22] Nikolay Kozhanov， “Russian Policy Across the Middle East Motivations and Methods”，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russian-policy-across-middle-east-motivations-and-methods. [23] 同[7]， p. 6。 [24] 同[7]， p. 34。 [25] 同[7]， p. 34。 [26] 同[10]。 [27] 同[2]， p. 2。 [28] 劉中民：《中东的2018：对抗 僵持 失衡》，载《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6日。

《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俄罗斯中东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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