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浅析

来源：职称驿站所属分类：历史论文发布时间：2011-11-05 08:54:52浏览：次

　　摘要：考古学发展至今，已由最初的古物学发展为一门严谨的学科。而考古学理论对于本学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初略的分析中外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浅析西方考古学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影响，同时还将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现状探讨一些存在的问题。
　　关键字：欧美考古学理论，中国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理论在考古学科中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但是在现今的学界却存在对理论的不重视，本文拟就欧美考古学及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进行浅显的梳理，以期可以引起学者们对理论的关注。
　　在谈论考古学的理论之前，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考古学是什么。目前学界对考古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虽然各学者对考古学是什么表述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都是通过遗留下的遗物、遗迹等来探索过去的社会。除了这个大家所认同的宗旨外，我们还应明白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而考古学的科学性之一既是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上。
　　现今的考古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古物学抑或是探险、挖宝。我们所要做的也不是单纯的“干考古”。现在的我们已明了如何勘探、如何做记录，以及对器物进行分类分期等这样一套纯技术的操作流程。但是考古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不仅包括对遗存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遗存的解释。所以考古学除了有一套完善的技术和方法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套能够解释考古遗存与现象的理论与之相映衬。考古学理论的作用是为考古学家提供一种科学框架和手段来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做出阐释。正如同恩正所言，考古发现不等于考古学，除了发掘材料之外，还要具备理论指导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研究成果的独创性。
　　在明确理论的作用后，我们还需明确理论与方法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
　　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是对研究客体的科学认识。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抽象性，二是它的普遍性。因此，理论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在另一方面，理论又是研究的向导和感官识别的判断基础。它指导田野发掘、采样和分析程序，并做可行的研究设计，以便使研究向预先设定的目标前进。
　　就目前的认识水平而言，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有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和聚落考古三种。相对于理论的逐层分析得出普遍的抽象性的规律总结而言，方法在意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例如，类型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通过类型学的分层研究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产生是“多元一体”的，这就是理论。聚落考古是一种方法，而由聚落考古学的方法如果能证明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是循着“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这样一种发展道路，那么这就是理论。同样，认为中国国家的发展是由“古国-方国-王国-帝国”而递进的，也是一种理论。在考古学基础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还是一些被许多学科共用的理论，如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1840年
　　此阶段，整个欧洲以及美洲的考古活动都还停留在一种探险以及寻宝为主体的层面上。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处于一种推测阶段。考古学还未形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实体，也无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论，在理论上的探索更是寥寥无几。
　　虽未有成型的理论出现，但此期的很多成果却为之后考古学理论的形成留下了铺垫。如乔治.居维叶构想出的化石动物与现代同类动物之间的差异随着地层年代的增长而增大，这种观念发展到最后就是进化的理念。此外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以及对于社会的认识都对后来的考古学理论产生了影响。
　　二形成与发展期：1840年-1914年
　　在这一阶段，欧洲考古学确立并实践了地层学的原则，在资料整理研究中创立了类型学，在这些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年代序列。同时与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开始结合。
　　在考古学理论上的重大发展是文化进化论的确立。在欧洲人还沉浸在灾变论与均变论之中时，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查尔斯.赖尔于1863年发表了《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证据》一书。根据这两本书，人们开始关注人类文化的进化。文化进化论对这一时期的一些成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汤姆森的“三期说”、摩尔根对人类历史的归纳都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但是由于此时期理论上的缺乏，导致一些学者对文化进化论的过度推崇，因此就会得出一些那个时代必然会得出的、基于逻辑而不是详细的地层学证据的结论。如莫尔蒂耶深受文化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其划分出的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分期是一个单线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进程，并且他认为这样的进化序列是可以通过一个洞穴案例来解读的。
　　此阶段的美洲考古学，脱离了推测阶段，进入分类描述阶段，力求客观的描述。此时期，在美洲文化进化论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以博厄思为主的“文化相对论派”，他们大力反对进化论主张根据确凿的事实来说明,这些都导致美洲考古学在理论上的发展走上了与欧洲不同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总体而言此阶段的美洲考古在理论上存在这很大的局限性，对进化论的舍弃使得美洲考古学未发展出一种考察文化变化的历时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对进化论的舍弃意味着考古学在此阶段整体上失去了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但是此阶段美洲考古学一个不过忽视的进步是与人类学的紧密结合，程度远超过欧洲。
　　三传播论主导时期：1914年-1960年
　　此阶段在考古学理论上最为瞩目的莫过于传播论的提出。在欧洲十九世纪初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接踵而来的是很多的社会问题，很多知识份子对进化论产生置疑，开始对揭示工业化的丑恶，怀疑人类的文明不断进化？很多学者如德国的拉采尔、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博厄思、剑桥学者里福斯等他们普遍认为文化是由于传播或移民而导致的进步，而不是进化论，文化传播论由此产生。
　　传播论在考古学理论发展上的影响不可小觑。如传播论导致的文化起源中心说，被德国等国利用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例如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狂热的爱国学者GustafKosinna著有《日耳曼民族的崛起》流露出史前日耳曼民族为纯种民族的光荣感。后来其学生进一步扩大其理论，与极端民族主义政府结盟，在整个德国考古史以及世界考古史写下了耻辱的历史。
　　此期理论发展的一个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苏联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外也被一些西方学者吸收和应用。马克思所著《家族、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以及恩格斯详著的民族公社关系的解体、私有制的产生、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上述理论在成型后，影响了考古学的研究。
　　此阶段美洲考古从之前的只关注空间变化开始转而兼顾时间序列上的发展，通过发展开始建立了以时间为纵轴、空间为横轴、陶器类型为内证的坐标系。对文化的解释也有了一定发展。然而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发展却未有大的发展，传播论在美洲也未见踪迹。
　　四蓬勃发展时期：1960年-1980年
　　这一时期可谓是考古学理论的蓬勃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在美洲这一时期进化论得到重视，如威利在《美洲考古的方法与理论》一书中划分的五大阶段。真正将进化论与美洲考古结合的是阿丹斯，他将进化论的观点与美洲考古资料结合进行综合研究，代表作有《早期文明的进化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新考古学诞生，新考古学派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是中程理论的提出。新考古学派的目的是将考古学带入“科学殿堂”，使之成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新考古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证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宾福德认为，为了按照这个哲学基础将考古学带入科学的殿堂，必须建立相应的理论，这就是中程理论。中程理论的根基在于“类比”的问题。中程理论引导我们通过研究静态的考古资料而得出有关过去社会的普遍认识。
　　除中程理论的大放异彩外，另一个瞩目的成果是系统论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在美洲：路易斯.宾福德将系统论引入考古学研究领域，他用系统论将遗存分为三类，通过了解三类相互间的联系来了解遗存的功能。从功能的角度理解当时的社会与遗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达到对文化过程的认识。在系统论的影响下，美洲考古理论上的另一成就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建立，其形成的标志是1968年弗兰纳瑞发表的《考古学系统论与中美洲早期历史》。在文化与生态系统中，技术系统是理解文化与生态关系的关键，并认为技术系统可以复原文化的生存系统、文化的适应过程，并进行计算机的模拟可以了解到文化的一部分发生变化，会使整体或相连的部分发生漂移、扩大、互动等。
　　在欧洲：新考古学也经历了与美洲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主要理论的发展也是中程理论以及系统论的应用。英国人戴维.克拉克1968年发表的《分析考古学》一书奠定了系统论构建考古学研究的模式和考古学实体。并在1972年编辑出版的《考古学模式》一书中，克拉克用系统论方法，对一处属于铁器时代的格兰斯通博瑞的遗址进行了聚落分析，并对其社会组织进行了复原，成功的向人们展示了系统论方法如何运用于旧有的发掘资料的分析。
　　五百花齐放之势1980年-至今
　　这一时期，新考古学即过程主义逐渐被摒弃，新出现了后过程主义。代表人物是伦福儒和伊恩.霍德。此阶段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可谓是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后过程主义认为考古学不可能是科学的，人类是有意识的，人类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无法用实证主义去验证。考古学只能是纯粹的阐释性的，而不可能是科学。基于后过程主义的这些观点，一些非实证主义的理论逐渐的被考古学家采用，如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社会构成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考古学因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分支。
　　结构主义：后过程主义考古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理论方法受到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影响，通过分析遗物遗存间在结构上的联系，进而分析更深层次的内容。
　　批评理论：70年代后期兴起，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扭曲表达的，获取客观知识的愿望无法达成，怀疑从假设到检验这种模式。
　　社会构成主义：认为科学知识不是纯客观的，是由社会构成的。考古学上的发现是由社会因素创造的，不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非要将考古学引入科学领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
　　新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与功能过程主义有共同点，主张寻找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意识离不开政治环境，考古学亦与政治分不开。此外马克思主义使考古学家开始讨论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考古学最大的影响在于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开始去探索人类历史是如何期作用的。
　　认知考古学：通过考古遗存来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理论基础是符号象征理论。
　　总体而言，从80年代至今的考古学理论是多种声音共存、百家争鸣，并且与各个学科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理论上的发展对现代考古学研究的进行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
　　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兴起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早期阶段由于缺少与外部的交流以及自身发展的缺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考古学界缺少对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结合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可将国内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一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21年-1958年
　　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阶段。1921年-1931年田野考古开始，同时还流传中国文化西来之说。1931年-1937年中国的考古地层学开始建立，此外出现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1937年-1949年考古类型学出现与年代学的建立。尽管有北京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细石器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和印纹陶文化等重要发现,考古学文化的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可以认为,在这期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代表人物中总奠基人是李济,地层学是梁思永,发掘方法是石璋如,类型学是苏秉琦。
　　二第二阶段：1959年-1980年
　　夏鼐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联系中国的实际，对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和定名原则及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同时还适时的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分支问题。夏鼐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时刻统一了学术界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引导中国考古学沿着健康的发展道路不断前进。
　　60年代，中国考古学关于考古学文化和在考古学文化内划分类型的研究日渐增多，其中以仰韶文化的相关研究最为繁荣。
　　三第三阶段：1981年以来
　　70年代，高考恢复招生、考古刊物的恢复、各地考古机构以及考古学会的设立、文物普查的进行等等这些都促进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80年代初，苏秉琦和殷玮璋联名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等文章，区系类型理论正式形成以后,极大地加快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构筑的速度,并以此为先导，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对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理论讨论和总结的小高潮。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考古学者的交流日益增多，国外的考古学理论以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同时在一批年轻学者的作用下，在考古界形成一股对考古学过去及现状进行矫正的批评，同时也开始重视考古学理论的研究。
　　9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关于理论的探讨、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开始客观的联系中国实际运用国外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聚落考古等初见成效，各种新的考古学理论流派逐渐被人们所熟悉。
　　中国的考古学理论虽然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发展还是很不够。此外虽然欧美考古学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起步较晚，因此我们可以有机会直接借鉴西方的考古学理论，省略了大量的摸索过程同时也可以不必重复做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采纳任何简单的观点之前都要认真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一味的盲从。
　　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解决了许多问题,也存在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首先，以往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对古代社会研究的重视不够。在这种研究中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基本解决了文化谱系和编年问题。如今,随着文化谱系的逐步建立,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考古学研究开始转向对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进行深层次研究。考古学研究的深化对考古学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依赖传统的理论已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因此,现代考古学研究应该是多种理论的综合运用。其次，现在许多考古学家认识到我们的理论源泉首先来自考古学之外,然后才有可能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当我们认识到更多资料的特征的时候,建立理论变得非常困难。因此这要求我们应该多涉猎、多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通过借鉴其它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或生物学)的理论来做到,或者通过研究考古现象创造新的理论。
　　如今,在考古学领域内,多种理论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将来的考古学如何发展,应用哪些理论更能促进这种发展就很值得广大考古工作者们深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进行追溯的缘由所在。
　　
　　
　　参考文献：
　　1、同恩正，《中国考古学五十年（1949-1979）》，《汉学研究》，1994年12卷1期。
　　2、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12、15页。
　　4、记录整理:谷建祥，《中国考古学的新阶段》—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
　　5、王建华，读《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