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鸟总关愁——宋江悲剧寻根

　　《水浒》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影响愈加广泛，对《水浒》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和呈现多元化趋向仅就该书的主题而言，就众说纷纭，难以定论。对书中主人公之一的宋江，更是褒贬不一，忠奸各有所执，但不论其是辅国良臣、豪侠义士，还是乱世盗贼、虚情假义，有一点却是众多评论家共同所不得不承认的——宋江的最终下场是悲剧性的。乱臣贼子的肆意加害固然可憎，昏庸君王的怯懦不明固然可叹，但就蓼洼服毒自缢的悲剧性结局而论，不能不说是宋江执意愚忠的产物。正是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构成了宋江人生悲剧的主要根源。本文就着重从文化思想人手，以梁山聚义为界通过宋江性格的多重性、矛盾性，谈谈对宋江悲剧命运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宋江悲剧命运的思想根源——儒家的“忠”和游侠的“义”之间的矛盾。

　　要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把握宋江性格，就不能不对宋江的思想根源及北宋末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宋江身上儒家思想根深蒂固。

　　自从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政策以来，儒生受到宠用，儒家思想逐渐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之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所以“忠孝仁义”、“天命论”、“人世”、“保境安民”等儒家思想在宋江身上一览无余，并且处处制约着宋江的行为。

　　《论语》有云：“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为之有也”，“故以孝事君则忠”。儒家认为，“孝”和“忠”是一致的，作为人子人臣，于“小家”应该尽人子之责，保持“孝道”，于“大家”则应该忠君守职，“孝慈则忠”，要尽“孝”，就不能犯上作乱，“孝”乃是“为人之本”。宋江登场，就是以“孝子”亮相，“那人姓宋名江……，在家大孝，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梁山聚义，行的虽是“义”，但想的却是“忠”，力促招安成功，尽人臣之职，为国为君排忧解难，“孝义黑三郎”就成了“忠义”黑宋江。忠孝仁义思想，贯穿其始终。

　　《论语》又云：“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孟轲进 —步补充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把“诚”说成“天道”，把对统治者的忠诚说成是由“天道”所决定的“人道”。在宋江看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是逆“天理”的勾当，“犯了弥天大罪”。招安成功，几经沙场，仍未得到朝廷重用，兄弟们大多心灰意冷，这时宋江又怨起自己命薄，“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诸多例子，举不胜举。

　　在“忠”这个核心思想的引导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儒家又产生了“人世”、“保境安民”等一系列思想。要尽忠，忠于君王，忠于朝廷，就应该积极人世，求取功名，“学而优则仕”，为国家分忧解难，做到勤政爱民。宋江“自幼曾攻经史”，儒家思想烂熟于心，即使身居乱世，奸佞弄权，也不忘人世为官，谋得押司一职，职位虽卑，但也能体恤百姓，常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后来人伙梁山，“保境安民”思想体现的更为突出，每次出兵，所过州县，秋毫无犯。每次攻下城池后，立即出榜安民，散粮救济百姓，儒家思想一览无余。

　　但除了儒家所谓正统思想以外，宋江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游侠之风，始自春秋战国，而盛于秦汉。但从汉代起，由于儒生受到宠用，儒学上升为统治阶治国安邦之术，侠则屡遭爿际、打击，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到了北宋末年，“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吏，陷害天下百姓”，“满朝文武，俱是奸邪”，内有内患，外有外扰，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欺凌累加的社会最底层，生活动荡奔波，苦不堪言。张养浩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说得分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这种生活境遇下，一千多年来积淀下来的仇官心理使他们不再有依靠圣明天子，忠臣清官昔救天下的传统幻想。正是这种社会背景和下层民众的文化心态为游侠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也为施罗(作者暂无定论，本文暂以施罗简称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宋江性格的塑造提供了依据，但只是只言片语，尚不足以为证。早在汉代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就对游侠的特征做了归纳概述，“今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再看《水浒传》中对宋江的描写：“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底，无有不纳。……且好做方便，每每月滩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济人贫困，阴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18回)

　　通过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宋江俨然是一副游侠风范。行文至此，细心的读者不免会问，儒家讲“忠孝仁义”，游侠尚“千里诵义”，同有一“义”字，是否说明儒家思想与游侠思想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呢?其实不然。“忠义”曾是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道德观念，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意义已有所改变，“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义’指的是办事正确，几乎包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变为同类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道德观念”。②在“忠”和“义”两个范畴的发展中，“忠”的含义逐渐凝固，专指忠于皇帝，而“义”的含义却在表同类人关系这个大范围内变化多端。显而易见，“侠义”中的“义”实际上超出了儒家“义”的范畴。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水浒传》中所倡导的“忠义”已经不在等同于儒家的“忠义”。在儒家思想的“忠义观”中，不管是“尽心为人办事”，还是“办事正确”都是用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稳定。它们两者互相统一，共同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而《水浒传》中所提倡的“忠义”，“忠”无疑是指忠于君王带有非常明显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但“义”的实质却变成“情同手足”、“同生共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义气。几千年的道德驯化和自身的局限，使的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反抗，而只能把仇恨心理的发泄寄托在“两拳打遍天下事，一身肝胆为正义”的侠客身上。这样一来，侠的存在就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为统治阶级所不容。显然，这时候的“忠”和“义”是相互对立的。

　　统治阶级身居社会上层，他们苦读儒学“经史”，“忠心”耿耿，钻营仕途。奸臣贼子，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一生屈害忠良，欺压百姓，“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对于下层百姓奉行的“侠义”，他们避之惟恐不及，根本不屑、顾，甚至产生鄙夷的态度。而身处社会下层的老百姓也想尽忠，又可望而不可及。如此一来，便导致了社会上两种思想在不同的阶层受到推崇，统治阶级尊儒，下层百姓尚侠。《水浒传》中，“忠”和“义”的矛盾也成为儒家与游侠，统治阶级和下层人民矛盾的侧面体现。

　　宋江生在地主庄园，身兼小吏之职，但却并未挤入统治阶级的行列。为了挤身官场，他不得不研习儒学，而身居社会中下层，他又不能不受到侠义的熏陶。这种特殊的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交际范围使他同时受到儒和侠的影响，集“忠”“义”于一身。忠义难两全，而他却力求两全，并且一直在为找到“全忠”“全义”的最佳平衡点而付出不懈的努力。且不知“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任何想把“忠”和“义”调和的思想和行为无疑

　　都是徒劳。“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正是这种自身难以调和的矛盾性格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引文出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②葛楚英(论(水浒)的忠义》 (水浒争鸣》第一辑

　　参考书目：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水浒争鸣》

　　(中国小说史略》

　　《明清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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