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比分析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开始研究社会主义, 并将“社会主义”一词引入中国, 李达也是早期传播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两人为寻求救国道路而研究社会主义, 都对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充满向往, 但对社会主义的建立条件和方式却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既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不同理解有关, 也与他们接纳社会主义的原因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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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 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产业不发达, 尚不存在阶级差别,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兴办实业、发展经济, 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得到张东荪和梁启超的肯定, 却遭到李达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 由此掀开了第二次“社会主义”论战的序幕。梁启超在1921年4月给张东荪的书信《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看法, 他肯定社会主义思想, 但目前中国尚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 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李达作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之一, 于1921年4月8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 公开批判梁启超是“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1]。李达认为,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要采取“直接行动”[1], 这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1]。重新审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李达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与冲突点, 如同回到百年前, 重新感受五四时期思想交锋的激烈与复杂, 感受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的铿锵热情。

　　一、梁启超与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缘起

　　(一) 梁启超“大同式”的社会主义

　　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研究社会主义, 1904年2月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者, 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 概括其最要之义, 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 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4], 并指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 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由此可见, 梁启超能接受社会主义, 与其包含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分不开。而且, 梁启超深受其老师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 曾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先生之哲学, 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4]所以, 从思想来源来看,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是有选择的社会主义, 是等同于大同社会的社会主义, 是选择了与自己观念相似的社会主义思想, 与真正的马克思式的科学社会主义仍有差别。

　　(二) 马列原着对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

　　虽然李达也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影响, 他之所以能接受社会主义主要归功于对他影响最深的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原着。1918年5月, 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李达作为“留日学生请愿团”代表, 同北京大学等学生发起了请愿示威运动。请愿的失败使李达认识到政府的懦弱无能和革命的迫切性, 只有采取坚决的革命手段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后, 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出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 这使李达看到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行性。1919年, 李达放弃实业救国的幻想, 弃理从文, 两渡日本, 师从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河上肇。李达精通日语、英语、德语, 广泛研读马列原着, 因此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解全面, 更为激进。

　　二、梁启超与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交锋

　　梁启超和李达都是基于国情时势, 为寻找救国道路而转向社会主义。虽然两人都赞成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但对当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的建立条件和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因此, 两人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批判。其争论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无产阶级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梁启超所认为的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 在城市中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并被资本家雇佣的一类群体。由于中国民族产业实力弱小, 参与产业生产的工人人数较少。他也把被国外洋货排挤的失业手工业者, 以及众多农民归为不从事工业生产的游民, 认为中国尚且没有大量劳动者存在。所以必须“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要义”[7], 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寻求劳动者地位的改善, 而是如何使失业变为有业。因为“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7], 只有先增加资产阶级数量, 优先发展资本主义, 才能壮大劳动者队伍, 壮大无产阶级力量。

　　相反, 李达将手工业破产者归为失业劳动者, 认为“中国是劳动过剩, 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 只不过是没有组织罢了”[1], 中国已经有庞大的社会基础, 已经可以组成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 已经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条件。

　　(二) 社会主义的建立方式

　　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抗衡的是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和洋货对中国经济冲击, “须向外国资本家算账”, 而不是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讨伐。民族资本家的产业相较于国外规模小, “尚不配作掠夺者”[7]。唯有奖励资本家, 鼓励资本家发展实业才能使其增强抵抗外国侵略的经济实力。同时, 在分配方面,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弊端在中国再现, 可以通过“矫正”和“疏泄”的手段, 要求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7], 以此来缩小贫富两极分化, 缓和劳资矛盾, 并“设法使生产事业……蜕变为社会公共事业”[7]。

　　李达则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使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 要“为无产阶级谋幸福”, 必须“开发生产事业”[1]。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1], 自由竞争下必然导致生产无政府和经济恐慌。而且, 20世纪初的世界, 资本已无国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并不会因为矫正和疏泄而消失和隐藏, 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 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健康的标准”[1]。社会主义下“一切农工生产机关, 概归社会共有, 共同劳动制造生产物, 平均消费”[1], 无产阶级才能不受压迫、按需生产、平均分配, 成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结果的主人, “打破经济的束缚, 恢复群众的自由”[1], 从而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所以,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 希望通过社会分配政策的不断改善和无产阶级权利的不断获得逐步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为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过渡阶段, 必须完成产业发达、无产阶级壮大的历史任务, 赞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产生, 这一点同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李达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不会因为增加劳动者的福利而消除, 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幸福, 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方式立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发展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 梁启超和李达的根本分歧点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 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重生产、重效率, 认为生产要先于分配, 注重从生产力的角度阐述当时建立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李达重分配、重平均, 更加追求经济上的平等地位, 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这也是导致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

　　三、梁启超与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梁启超从维新变法开始, 到提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 不管思想如何变化, 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基本保持温和平缓的改良态度。他不赞成暴力革命, 这也许与其作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关。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限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 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状态也尚处在“土地归公”“资本归公”[18]等较为浅显的阶段, 片面地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寻求劳动者地位的改善, 而不是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 曲解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 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笔者认为, 梁启超并不是真正地信仰社会主义, 把社会主义视为梁启超大同理想实现的工具更为合理。从梁启超保护本国资本家来看, 他的思想主张都是从民族大义出发, 试图将民族大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更高于他对社会制度的考量, 与其说他是温和的改良派, 不如说他是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者。

　　李达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我国早期共产党人的普遍观点, 认为俄国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 中国同样也可以通过“直接行动”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更偏激和片面。意识形态的坚决对立致使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并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优势和作用, 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时才提倡要联合民族资本家, 这也不得不佩服梁启超对中国问题的全面把握。李达对社会主义的选择受到理想主义和革命热情的推动,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只限于生产关系层面, 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性作用, 夸大了人的劳动和主观能动性, 认为只要在生产关系上保证公有制, 分配上保证公平即是社会主义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无法融合, 必然导致生产破坏和经济崩溃, 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得到了印证。

　　四、结语

　　从百年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势来看, 梁启超的观点似乎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很相似, 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 只能说明梁启超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相对来说更客观稳重, 富有远见。更准确地说, 梁启超提出了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优良方案, 但在近代内忧外乱的动荡环境中并不可行。军阀连年混战, 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社会不稳只能使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成为一种空想。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有4亿劳苦大众, 仅凭少数资本家是根本无法挽救中国的。近代中国80%以上是农民, 即使在城市里, 参与产业生产的工人也达200余万, 思想的解放、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使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越来越渴望。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废除私有财产, 实现社会公有, 迎合了我国当时社会的普遍诉求, 社会主义所构造的美好愿景也激发了无产阶级抗击外来的决心和信心。由此可见, 挽救中国危亡命运的社会革命更需要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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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梁景和.梁启超与社会主义学说[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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