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对陶渊明现代性形象的凸显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和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传统的陶渊明观,其主流无不强调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而周作人首先要剥掉的就是这一层套子。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揭掉的第二层套子是“ 道学家方巾气” ———一种假面的客套甚至虚伪,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的人的面貌。 套子除掉之后,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 周作人如此接受陶渊明的原因主要在于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的影响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人文论谭》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在现代陶渊明接受史上,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都是最重要的接受者之一,尤其是对陶渊明为人的接受上,他们的观点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对,可以彼此相互补充。 关于鲁迅的陶渊明观人们多有关注和肯定,而周作人的陶渊明观虽有学人关注①,却没有凸显陶渊明为人的现代性特点,文学史在介绍陶渊明时也没有很好地将其观点的精髓吸收进来,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读者理解陶渊明的一个盲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和周作人分别完成了关于陶渊明为人现代性在现实和理想两个向度上的深刻接受和阐发。 鲁迅所完成的主要可归于现实向度,是对经济、历史等具体条件制约下的气骨、血性和坚实人生的洞察;周作人所完成的主要可归于理想向度,是基于人情、个人本位对陶渊明性情、理智和生活方式的揭示。 他们接受的重要意义在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站在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立场,对陶渊明为人符合现代道德观、人性观等价值理念的现代性作了深刻揭示,从而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周作人思考的国民现代性在其《 我的杂学》 (1944 年) 一文里有简要的表述,他说:“ 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 前者是根据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 ②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是周作人新道德观的主要主张,体现了不同于封建道德观的现代性,其个性特点不仅仅在于道德基础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还在于个人本位主义化。 所以他在《 人的文学》 中说:“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 悲天悯人’ 或‘ 博施

　　在现代陶渊明接受史上,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都是最重要的接受者之一,尤其是对陶渊明为人的接受上,他们的观点相辅相成或者相反相对,可以彼此相互补充。 关于鲁迅的陶渊明观人们多有关注和肯定,而周作人的陶渊明观虽有学人关注①,却没有凸显陶渊明为人的现代性特点,文学史在介绍陶渊明时也没有很好地将其观点的精髓吸收进来,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读者理解陶渊明的一个盲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和周作人分别完成了关于陶渊明为人现代性在现实和理想两个向度上的深刻接受和阐发。 鲁迅所完成的主要可归于现实向度,是对经济、历史等具体条件制约下的气骨、血性和坚实人生的洞察;周作人所完成的主要可归于理想向度,是基于人情、个人本位对陶渊明性情、理智和生活方式的揭示。 他们接受的重要意义在于立意与传统相反对,立足个人生命体验、站在现代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立场,对陶渊明为人符合现代道德观、人性观等价值理念的现代性作了深刻揭示,从而把现代陶渊明形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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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思考的国民现代性在其《 我的杂学》 (1944 年) 一文里有简要的表述,他说:“ 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 前者是根据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 ②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是周作人新道德观的主要主张,体现了不同于封建道德观的现代性,其个性特点不仅仅在于道德基础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还在于个人本位主义化。

　　“ 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 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 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 对于“ 关岳文史” 这些民族英雄,他写道:“ 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 第一,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 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 ⑤“ 平时使用” 是道义的事功化,但进而否定“ 亡国时为期” 使用就不是事功化,同一标准不能贯彻到底,当然就走向了谬误,这不但把旧道德的套子扒掉了,还试图把最后一层遮体的衣服也扯掉,显然是自毁尊严、自毁民族的脊梁。 鲁迅是不会做的,陶渊明也不会做。 所以,周作人恢复了陶渊明人的面目,等他试图无视他的气节而走得更远时,也就背叛了陶渊明。

　　二

　　除了道义( 忠义和气节) 的套子,周作人接受陶渊明时想揭掉的第二层传统的套子就是客气与面具,还原陶渊明本真自然、合乎人情常理的人的面貌。周作人推崇陶渊明,第一看中的是陶渊明摆脱礼法纲常束缚的真情。 1943 年,周作人在《 汉文学的前途》 一文里引顾炎武《 日知录》 卷十九“ 文辞欺人” 条云:“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继而如醉,无可奈何而复之苍天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 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 ①本来,周作人对顾炎武的道德观是极不赞成的,现在却赞成他评陶为真的言论,并不是他真的又回到道学的立场上来了,而是他试图剔除道学外壳之后所寻找到的伦理、道义的自然化的传统血脉。 虽然,有时候周作人直接说陶渊明是儒家、是道家的话,但切不可误解这是回归传统道学立场的评价,而是依旧站在现代立场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上审视陶渊明身上合乎自然的传统性。 所以,周作人所理解的儒家陶渊明形象不是道学家穿了刚性道德外壳的陶渊明,而是本于性情、自然而然的陶渊明。 比如,周作人提到:“ 陶渊明《 饮酒》 诗中云 :‘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这弥缝二字实在说得极好,别无褒贬的意味,却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来了。” ②周作人认为陶渊明在很平实地看待孔子的事业,不作概念化的崇拜,也不作叛逆化的贬低,不妨说这“ 弥缝” 二字的好处就在于真而不伪,不是端了架子大义凛然,而是发自性情的不能自已。 在《 老老恒言》 中,周作人体味陶诗说:“ 陶公《 神释》 所云‘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的境地,那也就与儒家合一,是最和平中正的态度了。” ③也就是“ 通情达理”,不因时光迅逝而纵欲,也不因老年将至而颓废。 在《 老年》 中,周作人认为“ 陶渊明的思想总是儒家的”,举的也是《 神释》 这四句诗做例子,认为这四句诗表现得“ 毫无道学家方巾气” ④。 单看前一个判断容易误解周作人还是传统的把陶渊明归儒归道的思路,如果联系“ 毫无道学家方巾气” 来看,周作人实在欣赏的不是陶渊明的儒家思想,或者说尤其不是号称传承了儒家的道学思想,它实际上欣赏的是去除“ 方巾气” 、去除客气和面具的人的思想,也就是伦理的自然化的特点。 这样,陶渊明思想即使被肯定为儒家或者与儒家相通,都不能说他是淹没性灵、穿上道德套子后严守家法的徒子徒孙,而是保持性灵和清醒头脑的自我,周作人个人本位主义的伦理观在接受陶渊明为人时得到鲜明而深微的贯彻。

　　三

　　套子既然脱掉了,周作人所欣赏的陶渊明的现代性也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出于自然的人情之常和清明的理性智慧,主要表现在父子情、男女情和生死情三个方面。

　　首先,周作人格外欣赏陶渊明慈祥戏谑、可亲可近的父子情。 人的发现对周作人来说首先是儿童和妇女的发现,即所谓“ 嘉孺子而哀妇人” ②。 纵观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满意的儿童诗并不多,而“ 陶渊明的《 责子诗》 要算是最好,因为最是真情流露,虽然带着一个达观的面具” ③,因此,他再三提到并欣赏陶渊明的《 责子》 诗。 在写于 1944 年至 1945 年之间的《 关于教子法》 一文中,周作人格外关注了陶渊明教子的问题,他引述了陶渊明《 责子》 诗后,先引黄庭坚《 书陶渊明责子诗后》 的评论,赞同“ 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 的观点,又引述评说萧统《 陶渊明传》《 南史·隐逸传》、陶渊明《 与子俨等疏》 和俞正燮《 癸巳存稿》 “ 为人父,止于慈” 等相关材料来证明陶渊明善解子意,对于儿童教育符合人情物理,与严厉的教育者不同。 又 1947 年所作《 儿童故事诗·陶渊明一》 云:“ 但觅栗梨殊可念,不好纸笔亦寻常。 陶公出语慈祥甚,责子诗成进一觞。” ④也是强调陶渊明的“ 慈祥” 。 在发表于 1963 年的《 杜少陵与儿女》 一文云:“ 我喜欢陶渊明诗,有许多篇都很喜欢,其一是《 责子》 诗。 ……对于此诗,古来有好些人有所批评,其中唯黄山谷跋语说得最好:‘ 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 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陶诗题目虽是《 责子》 ,其实内容是很诙谐的。 山谷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童话诗将作者的神气都说出来了。 嘉孺子而哀妇人,古人以为圣王之用心,却也是文艺中重要成分……正如人见了小孩的说话行动,常不禁现出笑容来一样,他们如在诗文图画里出现时,也自有其一种和蔼的气氛,这就是所谓慈祥戏谑可观了。” ⑤ 这种体会是亲切的、发自内心的,可见周作人对陶渊明亲子之情的赞赏。

　　四

　　周作人接受陶渊明并揭示他身上的现代性特点有其特殊的原因,主要是性情喜好的相似、非主流的叛逆性格和新伦理道德建设的需要。

　　周作人和陶渊明都生活在易代变革和战乱的年代,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经历了欲有所作为而终于退避自守的人生道路。 他们对于仕途和功利都采取了谨慎的疏离或者否定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因素及其代表性的隐逸人物抱有亲近之感。 陶渊明对古代隐逸人物再三致意,周作人也经常表示对于隐逸生活的喜爱,早在 1925 年为废名《 竹林的故事》 作的序言中就说:“ 我不知怎的总是有点‘ 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荫下闲坐。” 由此便会认为陶渊明“ 但使愿无违” 、从我所好的活法“ 是一种很好的活法” ④。 陶渊明“ 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周作人也喜欢闲适的读书生活,其《 苦茶打油诗补遗》 二十首之七云:“ 饮酒损神茶伤气,读书应是最相宜。”

　　周作人自称是叛徒和隐士,身上有流氓鬼和绅士鬼,大致可以说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反对吃人礼教的大背景下,周作人对于历史上富有叛逆性格的非主流人物和言论往往心有灵犀,以自家的批判眼光选出予以表扬。他多次自称在中国文化史上最敬佩的是思想另类、没有道学气的李贽、金圣叹和俞正燮。 至于他所向往的六朝人物也具有这个特点。 他曾经在《 杂拌儿二序》 中说:“ 三代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欢的有陶渊明与颜之推两位先生”,肯定俞平伯散文“ 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智理,调合成功的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 ‘ 此刻现在’,中古圣徒遍于目前,欲找寻此种思想盖已甚难,其殆犹求陶渊明颜之推之徒于现代欤” ①。 又说:“ 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欢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于那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 ②颜、陶二人对于日益没落道学化的儒家思想“ 能自振作” ③,在魏晋六朝属于不被重视的非正统,而恰好契合了周作人的叛逆性格、对儒家的个性化理解。 周作人的“ 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所首肯的都是思想和文学上的异端” ④。 周作人认为“ 一人的专制与多数的专制等是一专制” ⑤,道学的僵化礼制和俗众的愚妄要求都不是自然的。因此周作人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把陶渊明从道学和世俗的传统批评中拯救出来。

　　周作人对于封建礼教立意在破坏,但也有以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人道思想为依据探索新道德的建设,陶渊明恰好符合他所取资的传统资源。 周作人在《 人的文学》 中鲜明陈说了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性为核心的道德追求,他说:“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 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 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 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⑥能够符合灵与肉的传统历史人物和言论都是周作人读书抄书要大力表扬的,而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作人之所以发现陶渊明身上的现代性,实在是出于其人学、新的道德伦理学建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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