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山西义学与寺庙文化的冲突文史论文范文

 　　〔 摘要〕 义学是清代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山西,义学逐渐取得国家、绅士以及乡民的支持,破除寺庙文化的阻碍,在乡村社会不断扩展。 在义学取代寺庙成为乡村重要公共事业的过程中,透过绅僧冲突、僧民冲突诸多事例,可以看出义学的发展推动着山西乡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促使其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

　　〔 关键词〕 晚清;山西;义学;社会重构〔 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2-0093-09

　　《广东史志》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引言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面临“ 千年未有之变局”,乡村社会也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变迁。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与重构的主要原因,学界已有诸多理论成果,大致可归结为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等两个因素。 目前学界较多认同费正清的“ 冲击—反应” 模式,用以解释近代中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在内的一切近代化变迁。 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尤其是近代西方教会在乡村的传教、创办的西式教育等是引起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②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历时十几年的太平天

　　国运动,破坏了乡村结构,引起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③ 。 这两个因素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影响的确显著,在江南地区的社会变迁中尤为明显。众所周知,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受太平天国运动和西方势力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但晚清以后,相对封闭的山西社会也出现了四民阶层松动、乡村文化变迁等现象。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进了既没有战争破坏,又少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发生变迁与重构呢?

　　本文认为以义学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文化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重构具有重要作用。 义学产自宋代,到清雍正年间开始在山西普及,晚清时期已成为乡村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它以教授传统文化为目的,大多由地方绅士创办经理,招收乡村中“ 贫苦无力延师者” 免费就读,有些义学甚至给学生发放笔墨纸砚。这种具有慈善性质的教育事业到晚清逐渐在山西乡村发展壮大,从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构。 目前,学界关于山西义学与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比较缺乏,既有成果偏重于组织机构和规模的研究④ ,却忽视了义学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首先,明清时期山西乡村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是以寺庙为中心展开的,寺庙是乡村的公共活动中心,僧侣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而近代以来,随着民众对义学需求的增加,义学在山西乡村不断发展壮大,以至于代表儒家文化的绅士与代表寺庙文化的僧侣为争夺资源( 诸如信众,由僧侣照看经管的漏泽园、义冢和寺庙所耕种的土地,信众所捐赠的屋舍等公共资源) 与社会地位而展开博弈。 在这一过程中,绅士与乡民合力驱逐僧侣,最终义学占据了庙产,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实现了儒家的“ 礼” 对乡间思想领域的教化与控制,从而达到改造乡村文化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义学教育内容还包括了珠算等实用性科目,它迎合了当时山西底层民众经商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晋商阶层,提高了商人地位,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同时,在义学发展的过程中,乡民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由崇神向注重现实转变,僧侣与寺庙在乡村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众多寺庙被改造为义学,进而影响了山西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 围绕庙改义学,山西乡村社会正在逐渐与国家政权接轨,朝着近代化迈进。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发现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重构,远不止以往研究过程中所强调的西方冲击论以及战乱等因素,我们还应该注重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内在因素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从慈善文化角度分析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变迁与重构,希望能为近代中国乡村社会重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 寺庙与山西乡村社会

　　传统文化中“ 礼不下庶人” 是地方上长期处于无治、空虚状态的根源之一。 地方上的空虚不仅是统治方面的空虚,更是思想、文化、精神、心灵、信仰等层次的内容的空虚、茫然、不安定、或混乱[1](3) ,这正是寺庙在乡村社会兴盛的一大原因。 对于清代华北各村庄寺庙的数量与规模,王庆成在其“ 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 一文中做了统计与推测,“ 华北千人以上的大村庄,平均每村有 7. 25 座庙宇;100 ~ 199 人的小村,平均每村有 2. 73 座庙宇;100 人以下的更小村,平均每村有 2. 13 座庙宇” [2] 。 据王守恩统计,山西商业中心太谷百村有庙宇 1346 座, 平均每村 13. 46座[3](1) 。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众多的寺庙中供奉的不仅有佛教、道教神灵,还有历代帝王将相,更有祖宗贤达。 寺庙种类繁多,在乡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寺庙是社员们的精神寄托,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类祸福、祈子消灾、丧葬寄送、超度亡灵,都在寺庙中进行,用王先明的话说就是 “ 庙宇寄托着乡村百姓全部的精神生活” [4](29) 。 每逢重大节日,村民们都会到寺庙祭祀,祈求庇佑。 其次,寺庙又是村民的活动中心,祈雨消灾需要举办重大的祭祀仪式,包括开庙会、搭建戏台等娱乐性活动,都需要在寺庙举行,由此衍生而来的是寺庙逐渐成为乡村社会文化中心,并起到联络村民的重要作用。 同时,寺庙还掌握着一个村庄的公共财产①,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缓冲区,维系着清代山西乡村的秩序。

　　寺庙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其资产主要包括田产、庙宇以及其他财产。 寺庙资产最初来源于国家、团体或者个人的捐赠,其多寡主要取决于寺庙能否满足信众的种种需求。 信众在生活中遭遇到了困难,单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完善地解决之时,这就需要到寺庙中寻求神佛的支持,希图在神佛的庇佑之下更好地应对生活,从而走出自身的困境。 信众为了表达诚心,往往将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寺庙。

　　财力雄厚者多在家乡捐建寺庙等公共设施,增强了寺庙的经济实力,促成寺庙文化在基层社区的壮大,使得寺庙能够凭借经济优势介入世俗社会,以增强寺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这种财富的转移一方面减少了家庭财富,单从家庭财富总量来讲,或许成为家庭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家庭能够获得寺庙的支持,也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对于寺庙而言,来自于众多家庭的财富转移到寺庙,归庙里的住持、僧侣掌管,除了用于寺庙修缮、僧众生活支出外,寺庙也会帮助地方兴办义学之类的公共事业。 如乾隆二十二年( 公元 1757 年) 孝义县僧人吉成有将三教堂资产中的一部分并官银四百余两,“ 请扩充义学房舍,奉批允行” [5](498) 。 由寺庙出资修建义学,反映出世俗教育在基层社区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以寺庙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不得不从自身资产中转移一部分到义学上,通过发展世俗教育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进而稳固自身在基层社区中的控制力。 但是寺庙的主动姿态并不会持续多久,随着社会动荡加剧,寺庙资产流失,从而降低了它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 社会总是趋向于进步,世俗教育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 以寺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受到巨大打击。

　　二、 官绅民对义学的需求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动荡不稳,朝廷希望利用义学来稳定社会。 同治十年( 公元 1871 年),左宗棠称设义学为“ 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因文章科第起见” ,也是“ 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 的重要途径[6](252) 。 不仅如此, 社会各界对于广设义学的诉求日益高涨,尤其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的人回国后,参照英法等国家义学的办学模式,又在中国掀起了义学兴办热潮。《 万国公报》 登载的“ 大荷兰国事:讲求义学” 一文提到“ 泰西各国设立义学,任其男女生童入塾肄业, 各种学问无不认真辩理” [7] ,可见作者企图参照西洋之法在中国兴复义学。除此之外,《 中国教会新报》 等报纸亦登载了诸多“ 开设义学”“ 设义学说” “ 捐建义学” “ 捐建义学奖励” 等文章为兴义学而做宣传。

　　另外,晚清以来晋商的兴盛对山西社会风俗与四民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 今俗贱士而贵商,文学之士反不得齐于商贾,民质之开敏者,挟资财以奔走四方,欲其俯首入塾序,辄指为非,笑余思以学渐易之重与诸社长约,曰师必岁首以众举。” [9](361) 山西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风气,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商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这就与传统的四民文化观产生了冲突。 朝廷为了既定秩序,主动限制商业的影响力。 同时为了更好地抵制重商风气对民众思想和基层秩序的渗透,朝廷企图推动基层教育的发展来移风易俗。 总的说来,朝廷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其手段则是通过扶持义学的发展来抵制宗教势力和重商风气对基层民众的影响。

　　因此,在商业较发达的地区,县官设立义学首要的目的是移风易俗,使民知礼达义,巩固秩序。《 光绪平遥县志》 所载的《 增建义学碑记》 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立义学……大致以教学之意,在于敦诗书,

　　谭礼乐,而砺忠孝之大节,不在于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也” [10](332) 。 又如富庶的榆社县在修复义学时就提

　　到设义学的一个重要初衷是为改变当地的重商主义风俗,“ 邑民瘠苦,重利轻义,锱铢之微,睚眦鬬忿,其何以既富且教,易俗移风,榆民之所病且苦,而所以佐之以生养教训” [11](491) 。 义学不仅可以厚地方风俗,防止民间滋事,更可培养文风,令贫民子弟读书,改变命运。 在较为贫穷的和顺地区,义学这一重要功用更为显著,“ 和邑地瘠民贫,髫龀之子率多游闲,岂无美材? 或因束脯无力,汨没于贩夫牧子,而卒至一丁不识,为可慨已。 于书院外复设立义学,延请塾师专训童蒙,俾贫寒之家得以执经从学,他日人文蔚起,以有造而进有徳,由小成而跻大成,师师济济,相观而化,是则余之厚望也” [11](433) 。 多数地方将设义学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培育风俗的重要手段,体现出义学这一

　　教化作用。

　　三、 废庙改义学

　　嘉庆、道光以后,民众的现实诉求感更为强烈,乡村寺庙文化更趋衰落,僧人与地方争夺庙产加剧了基层民众对僧侣的不信任与排斥,多数村庄开始驱逐僧人,接收庙产。 对于山西村落嘉道之后的“ 去僧侣化” 现象,姚春敏叙述了山西泽州府的情况,“ 嘉庆、道光后,僧侣在村落庙宇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僧侣与社的矛盾纠纷频繁出现, 社开始排斥僧侣。” [29](100)

　　“ 普通百姓的泛神信仰有着太多的功利性目的” [30](96) ,这就表明不论是寺庙还是义学只有满足

　　乡民们的现实需求,才能在乡村中得以发展。 晚清时期,山西商业发达,社会繁荣。 道光以后,山西的票号业开始兴起,并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展达到黄金期,伴随而来的是,山西的钱庄业及典当业的兴盛。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会兴办官府与民众重视的社会公益事业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经济的繁荣使山西社会文化更兴盛,文化的发展更需要教育作为依托。 因此,晚清以后晋文化的发展对义学的需求日益增加。 国家力量、社会力量以及民众力量进一步壮大,义学也不断由富庶的乡镇向偏远的乡村社会延伸发展。 伴随着义学在山西乡村地区的发展壮大,以儒学为核心的义学教育势必会冲击到乡村原有的社会文化———寺庙文化。占据优势的义学逐步排挤僧侣、占据寺庙,并逐渐融入到广大乡村社会中,从而引起了晚清山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朝廷与地方士绅的联合推动下,更具实用价值的义学不断向下扩张,乡民们不再愿意将资产投给寺庙,转而将财产投入到义学教育上, 以便日后谋生。光绪时期,平定州地方官倡导在文昌祠建立义学,赢得众多士民的支持与赞颂:“ 召士民之愿读书者,延师课业,独备馆资,其实以兴教化为务,而子产有舆人之诵,亦以能诲子弟也,今公作养人材大有造于斯邑,与文翁相后先,而邑之士民歌功咏德于不衰,又孰谓舆人之诵在郑大夫后即绝响耶?” [31](268)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士、民对兴建义学都表示欢迎。 这也导致乡村与寺庙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四、 结语

　　晚清时期,山西义学由于社会适应性更强,更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扶持,逐渐瓦解了寺庙及寺庙文化在乡村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结构的近代化变迁。 从社会文化方面看,推动义学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绅士阶层,他们的正统地位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与宗教文化本身又存在冲突,特别是在思想领域方面的争竞更为明显。 因此,以儒家文化为教授核心的义学的发展,势必会冲击寺庙文化。 同时,义学教育也普及了传统文化和商业知识,从而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义学的发展使得僧道的社会形象不断受到打击,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无法再与士绅形成竞争,士绅的发展空间得以进一步扩大。

　　从士绅与国家在乡间的力量对比来看,士绅也占据优势。 众所周知,任何时候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都是通过兵力和财力实现的,兵力上的控制除战争等非常态下的干预外,对地方社会影响不大,故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多体现在财力( 粮食) 上。 然而,鸦片战争后,面对内外袭扰,从地方上大多久废的常平仓和官办慈善机构就可看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 士绅除接管仓储外,还在乡间大量的兴办各类慈善活动,以此来扩大公共管理权。 借助慈善活动,他们也在宣传儒家文化,用“ 礼” 和“ 善” 等传统文化的因素对乡村思想领域进行控制,以此来重建乡村社会秩序。 同时,这也是日益衰落的国家政权所能接受的,因为稳定的地方社会可以为朝廷提供赋税收入。

　　正如一些学者概括孔飞力的中国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近代的中国社会,虽然是衰落的,但却不是停滞不变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从中国的内部产

　　生;中国近代社会,就是一个不断积聚新的因素,不断从内部传统出发,迈向近代的过程。[38](309) 事实上,引

　　起中国近代乡村社会重构的原因有很多,如晚清科举取士之路的缩小,使大批读书人滞留在乡村,却没有被吸收进政府,被排斥于体制之外的他们成为削减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成为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力。 不仅如此,其他诸如清王朝控制力的减弱、清中后期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短缺的矛盾等都是引起中国近代乡村社会重构的因素。 同样,山西义学逐步取代寺庙的发展过程,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才能真正揭示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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