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中赵虎侠义形象的喜剧意蕴探析

 　　摘要：《三侠五义》中的赵虎，有积极的人生追求，他既是除暴安良、弘扬正义的侠义英雄，又是单纯直率，外形、言行上亦多呈谐趣意味，极富喜剧意蕴“愣爷”。这一审美形象实体，没有历史人物原型，是在小说世代累积的过程中逐渐虚构而成的。大众文化精神影响通俗小说的审美趣味。赵虎是石玉昆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增饰民间流传累积的相关故事，迎合接受者的审美心理而塑造的，既契合民间普遍认同的英雄观念，又反映民众追求娱乐的感性文艺心理，符合平民阶层的精神情趣与审美品位。

　　关键词：《三侠五义》;赵虎形象;喜剧色彩;民间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085-03

　　《北京文学》(月刊)创刊于1950年，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全方位面向读者，本着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服务、让读者喜欢的宗旨奉献给大众读者以赏心悦目、酣畅淋漓的阅读。

　　石玉昆撰写的小说《三侠五义》经世代累积而成书，叙述清官包拯，带领展昭、蒋平、赵虎等侠士，忠君爱民，弘扬正义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又惊心动魄，侠士形象生动鲜明，引无数读者入胜，可谓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书中的侠客，忠义双全又各具特色。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本是野性“游侠”，纵横山野，追随包公后，成为开封府四大护卫。作者对前三者的描写惜墨如金，对赵虎却浓墨重彩，刻画得相当生动，既忠勇侠义，又颇具喜剧意蕴。

　　一、《三侠五义》赵虎侠义形象的喜剧色彩

　　细读《三侠五义》，赵虎忠君爱国，以行侠仗义为己任，勇于维护社会正义，其英雄侠义的形象中带有几分粗犷野性，具有明显的喜剧色彩。

　　(一)赵虎的侠义形象

　　综观全书，赵虎既有“侠”的精神，又具为国家、为民族的大义，是忠君爱国、除暴安良的大侠形象。

　　首先，赵虎向往正道，有积极的人生追求。冯友兰在《原儒墨》中指出：“自晚周至清末，中国社会未有大变。儒士侠士，皆继续存在，皆携其技艺才能，以备有权力者用之。即如《水浒传》中之人物，其最后志愿，亦为愿受招安，以图‘上进。”[1]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作为一介武士，赵虎亦有“上进”之心。最初他与张龙投奔庞太师，愿凭一身武艺“为王前驱”，追求正道功名，渴求实现自我正常的人生价值。因发现庞太师是权奸，耻于与之为伍，他们不愿助纣为虐，便毅然离开庞府，在土龙岗占山为王，与王朝、马汉结义绿林，当山寨之主。其因怀才不遇而任侠放纵，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取向和古之“天下无道则隐”的侠客道德。当包公受到仁宗赏识，被封为开封府尹，赵虎即选择弃暗投明，与王朝、马汉、张龙分散山上的喽啰、粮草、金银，到开封府任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则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容，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2]204可见，赵虎的经历亦是如此。他本是占山为王的野性“游侠”、绿林豪杰，按自身的行事规则生存，心悦诚服地追随包公后，完成了由天马行空、自由不羁的非法“游侠”、绿林好汉到六品校尉的身份转变，人生追求不再是纵横绿林草野，而是乐于将武艺“货与帝王家”，归顺朝廷，为国为民效力。必须承认，赵虎心思单纯，一身江湖豪侠气息，归附官府并非沽名钓誉、贪图荣华富贵，只不过是以“合法”的方式行侠仗义、实现人生价值罢了。

　　其次，赵虎嫉恶如仇，忠义双全。在投奔开封府的途中，见铁仙观恶道萧道智为虎作伥，抢掠民间女子，他便挺身而出，经过一番搏斗，将其擒获。归附朝廷后，赵虎勇敢、忠诚，处处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审理无头双尸案，包拯、公孙策等人俱无定见，一筹莫展。为了报答包公的知遇之恩，赵虎不顾王朝、马汉、张龙嘲笑“粗鲁”，自告奋勇，乔装成乞丐，深入民间暗访，抓获关键人物叶阡儿，使案情趋于明朗。在假公子案中，他出于侠义和正义，慷慨解囊资助赵庆，不徇私情，帮其告发“包三公子”。此外，在查办借尸还魂案、巧讯赃金案、猛虎案等案件中，赵虎都为惩恶扬善而奋不顾身，甚至以身犯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为国尽忠、除暴安良的“侠之大者”。

　　(二)赵虎侠义形象的喜剧色彩

　　1.喜剧性的外形特征

　　众所周知，外形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之一。《三侠五义》注重对侠士的精神品格展现，外形描写则相对简略，往往是点到即止，通过寥寥数语勾勒侠士的特征。但是，作者却不惜笔墨地屡次描绘“愣爷”赵虎的外貌，赋予其浓郁的诙谐意味。

　　《三侠五义》多次描绘赵虎的外形。包公任定远县知县时，因审理乌盆案，用刑具夹死赵大，被朝廷按例革职，离京途中与包兴路过土龙岗，被赵虎捆上山去。第六回写赵虎第一次出场：“当中一个矮胖黑汉，赤着半边身的胳膊，雄赳赳，气昂昂，不容分说，将主仆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3]34作者不僅描绘他的体型特点，还突显其草莽气质。包公劝其弃暗投明、为国效力，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感召。第七回中，当听说包公升为开封府尹，便迅速将山寨解散，前去投奔，作者第二次描写赵虎外形，通过公孙策的视角，连用三个“黑矮”突出其特征。任职开封府后，赵虎曾两次乔装成乞丐暗访案情。第十回、十一回中，为勘查无头尸案，他乔装叫花子：“包袱里面却是锅烟子，把四爷脸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抹了;然后拿出一顶半零不落的开花儿的帽子，与四爷戴上;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与四爷穿上;又叫四爷脱了裤子鞋袜，又拿条少腰没腿的破裤叉儿，与四爷穿上;腿上给四爷贴了两个膏药，唾了几口吐沫，抹了些花红柳绿的，算是流的脓血;又有没脚跟的榨板鞋，叫四爷他拉上;余外有个黄瓷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爷拿定：登时把四爷打扮了个花铺盖相似。”[3]55他由威风凛凛的官差，改扮为造型滑稽的花子，令包公等人忍俊不禁。作者此处通过浓墨重彩，将正面勾画与侧面描写结合，以风趣的笔墨细致描绘赵虎的诙谐形象。他这番乔装暗访，获得重要线索，使案情获得突破性进展。第四十一回、四十二回中，白玉堂夜闯忠烈祠题诗，惊动圣上，包公奉旨拿人。赵虎因初次乔装的兴头尚在，又第二次改扮：“备了行头，此次却不隐藏，改扮停当，他就从开封府角门内大摇大摆地出来。招的众人无不嘲笑。他却鼓着腮帮子，当正经事办，以为是查访，不可亵渎。”[3]188作者再次描绘赵虎的外形，并将旁观者的反应与赵虎的心态对比，谐趣效果立显。

　　2.言行上的喜剧性

　　不仅如此，赵虎单纯鲁莽，粗犷野性，是开封府四大护卫中最活跃的一员，言行上多呈谐趣意味。投奔开封府的路上，他大闹兴隆客栈，要酒、要菜、要客房，直率而可笑。途中，在铁仙观行侠仗义，斗武艺高强的萧道智，眼看王朝、马汉、张龙不敌，他貌似去“解手”，实则绕到前殿，利用香灰，智擒恶道。作者以幽默的笔触，突出他粗中有细。追随包公办案，赵虎两次乔装叫花子，除了装扮可笑，语言行为更具诙谐意味。第一次因信口开河，被和尚当成疯子，拒之门外;第二次因动作滑稽，被众人嘲笑，喜剧效果极强。在借尸还魂案中，葛登云强抢范仲禹之妻白氏，将其逼死，以致男女移魂。由于案情复杂，毫无头绪，包公只得佯装审问黑驴。赵虎早就跃跃欲试，待命在前。他奉命追赶黑驴，一路与驴说话、互动。作者不吝笔墨，将调笑与戏谑融为一炉，使赵虎的喜剧意味极为浓郁。在南侠与锦毛鼠的“猫鼠”争雄中，展昭以大局为重，表明不愿与白玉堂合气，从此抛却“御猫”之称。赵虎却不服气，大大咧咧地蔑视白玉堂：“那个甚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3]179他大话刚一吹完，就被白玉堂暗中飞石，不偏不倚地把手中酒杯打碎，瞬间胆战心惊地变成“愣爷”，回过神后，又怪叫吆喝，乱嚷大叫，虚张声势。其言行极富谐趣，令读者不禁捧腹大笑。

　　可见，赵虎黝黑矮胖、粗犷野性、其貌不扬，与常规审美思维中相貌出众、威风凛凛、理性冷峻的侠客形象相距甚远，甚至类似于带有滑稽色彩的丑角，喜剧意蕴极为浓郁。

　　二、赵虎形象侠义诙谐的成因探析

　　基于文化理念上的差异，不同层次的文学创作者与接受者，有不同的审美心理。吴士余在《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中指出：“文化提供了作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思维能力，而作家在思维运动中，又依据民族的文化心理模式，规范着认知客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一价值目标的主体审美意识，并将各种形象因素组合成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而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形象实体。”[4]从这个角度看，赵虎这一审美形象实体，没有历史人物“原型”，是在《三侠五义》故事的世代累积中，逐渐虚构而成的文学形象。他是石玉昆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增饰民间流传累积的相关故事，迎合接受者的审美心理而塑造的，其侠义形象富于喜剧意蕴，有独特的文化成因。

　　(一)侠义形象契合民间普遍的审美理念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侠五义》属世代累积型小说，是比较典型的通俗文学，民间气息较浓。在刊刻成书之前，其相关故事就在民间文艺中以戏剧、话本等形式流传。自宋代开始，民间便有包公传说、话本故事，元代出现大量的相关戏曲，明代则呈繁荣之势，出现的小说《龙图公案》即为《三侠五义》的蓝本。石玉昆汇总自宋话本始至元明清数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包公故事，又根据平民阶层的阅读期待加以虚构、创造，刻意塑造侠士形象。无疑，《三侠五义》源于民间文化语境，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塑造的赵虎等侠士形象，与民间审美观念密切相关。

　　我国古代“侠”文化源远流长。韩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5]应该看到，《三俠五义》问世之前，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往往凭武艺自由自在地浪迹江湖、快意恩怨情仇，如荆轲、聂隐娘、古押衙等皆“以武犯禁”。司马迁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6]他称赞“侠”能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的品格，从民间道德的角度对“侠”的精神予以肯定。虽“侠”与正统法令背道而驰，但能信守诚诺、视死如归，是普通百姓理念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伸张正义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专制的古代社会，封建统治者压迫百姓，权奸豪强高高在上，土豪劣绅疯狂掠夺，恶霸流氓纵横地方，百姓饱受重重欺压，渴望武功高强的侠士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以营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因此，侠义精神被民间普遍认可，粗豪气息的侠客深受百姓崇拜。

　　石玉昆是活跃于勾栏瓦肆的民间艺人，以说书为生，文化情趣与平民大众相似，深受百姓喜爱。他讲唱《三侠五义》，必然受商业利益驱动，着意塑造民众喜闻乐见的粗犷侠士形象。俞樾、胡适皆直接赞《三侠五义》为“平话”，即受平民阶层喜爱的民间文学样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认同其“平话”色彩，称它是为市井的平民写心的平民文学。二者皆看到大众文化精神对该书审美趣味的影响。赵虎心直口快、嫉恶如仇，在包公的带领下，铲除恶霸、惩治豪强，体现了司马迁认同的信守承诺、视死如归、以义为先的侠客精神，契合民间普遍认同的英雄标准和价值观念，迎合了民间读者的审美心理，使平民接受者在阅读中看到光明与正义，获得精神上的补偿与慰藉。

　　(二)喜剧色彩满足平民追求“娱乐”的感性文艺心理

　　小说的人物意蕴，往往与文学接受群体的审美心理相关。《三侠五义》是世代累积而成通俗文学作品，最大接受群体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古代的教育并未普及，大众阶层的文化素质较低，文艺心理相对感性，“娱心”是其阅读小说的目的。所谓“娱心”，即作品的娱乐功能，小说的故事情节、场景、人物等，充满情趣，使读者获得心理愉悦。下层人民在辛苦劳作之余，将阅读通俗小说作为消遣、娱乐，释放郁闷，获得精神方面的满足。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引言》指出：“他们只是要以有趣的动人的故事来娱悦听众。”[7]也就是说，《三侠五义》一类小说，叙事写人，只有情节曲折、生动风趣，才能使读者在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石玉昆匠心独运，有意识地将人物情态与喜剧性的描写相结合，刻画出赵虎侠义而诙谐的形象。

　　鲁迅指出，《三侠五义》“独生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2]199。赵虎即小说中“草野豪杰”“莽夫”类“分外生色”的侠士。石玉昆为获得民间接受者的青睐，揣摩其期待心理，在故事叙述中刻意突出赵虎侠义品格和粗鲁直率的诙谐色彩，惟妙惟肖，使其狂放不羁的侠客意气跃然纸上，与展昭的儒雅、白玉堂的气盛、蒋平的精明相比，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在塑造赵虎形象时，叙事风格和美学趣味上都呈现出喜剧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追求“娱乐”的感性文艺心理。

　　由此可见，赵虎具有显著的侠义风范，又直率粗犷，诙谐而可爱，满足下层人民的精神情趣与审美品位，使大众在阅读中，既满足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心理，又被其诙谐生动的外貌、言行感染，不禁捧腹大笑，在阅读中宣泄和释放内心的郁闷，产生愉悦的审美体验。

　　三、结语

　　文学形象的塑造，必然与文化背景、读者审美心理密切相关。《三侠五义》能在民间产生极强的影响力，受到平民读者的热烈追捧，几乎家喻户晓，除了其忠义思想符合大众文化的自觉道德认知，还在于赵虎等侠客形象的塑造，从一定层面反映民间读者渴望侠义英雄和追求娱悦的普遍文化心理。赵虎侠义粗豪气息中的喜剧色彩，既为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又丰富了小说的意蕴，以其独特的魅力，令无数读者喜爱。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330.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 石玉昆.三侠五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

　　[4]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3.

　　[5] 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670.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22.

　　[7]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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