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对日“两分法”的践行及其当代启示

 　　对日“两分法”形成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严格区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认为日俘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践行了“两分法”。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后，党又伸出援手，积极协助日本僑俘归国;并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在1972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要求(民间赔偿要求并未放弃)。195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确立了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即重视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进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恢复邦交正常化。与抗战时期相比，“两分法”的内涵、目的等均有所改变，成为了广义上的“两分法”。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波澜叠现，但起源于抗战时期的“两分法”仍是国际局势变幻莫测的当代，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准则。

　　【关键词】抗战时期 对日“两分法” 中日关系 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5.016

　　《历史研究》(双月刊)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

　　抗战时期对日“两分法”践行的历史背景

　　“两分法”是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精髓的体现。抗战时期的对日“两分法”，主要体现在对待日俘政策上，其能够成功践行，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腹背受敌，外有日军的残酷侵略，内有国民党的排挤打压，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壮大自身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共产党以最大的可能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侵华日军中的普通士兵。“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在1937年10月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的这段谈话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抗日大局出发，凭借其宽广的胸怀、过人的胆识、高瞻远瞩的眼光，果断地践行“两分法”方针。

　　“两分法”是开展对日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需要。抗战初期，日本士兵在战场上很少主动投降。起源于日本古代的武士道精神，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宣扬为天皇效忠而毫不留念地死。即便战俘被释放归队也会被日军处决，留在日本的亲属也会被唾弃遭受耻辱;再加之，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日本士兵担心投降后受到报复性虐待，因此被俘后一般都选择自尽。党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和将士的真正敌人，并非平民出身的日本士兵，而是逼迫他们服兵役，利用他们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日本军阀和财阀。受到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日本士兵狂热地“忠君爱国”，且极度顽固。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对日宣传及思想政治工作，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军只要和中国士兵战斗，就绝不能被饶恕;但若成为俘虏，则可以视情况把他们当作客人或朋友来对待。

　　“两分法”是中国古代兵法的实际运用。《孙子兵法》中的《作战篇》曾写到“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主张优待战俘并为我所用，才能迅速战胜敌人。随着战势的推进，中国军队由最初的节节败退到逐渐能与日军抗衡，并发起战略反攻，被俘日军也逐渐增多。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由最初的124人增至2156人。[2]面对与日俱增的日俘，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之道，又兼具斗争哲学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从长远战略和现实策略出发综合考量，实行了“优待日俘”政策。日俘经过思想教育和改造，可提供军事情报;具备作战及专业技能的日俘若能加入我军，则大有裨益。从长远战略来看，通过优待政策，可以拉近与其之间的心理距离，消除历史偏见，加深日军厌战反战情绪，从而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抗战时期对日“两分法”的具体实践

　　优待日俘。在毛泽东“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精神的指引下，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对于被我俘虏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于自动过来者，务必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受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活之;愿归敌军者，应给路费。”[3]此外，八路军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给与日俘生活极大照顾。1941年9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节日、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供给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五元;被、鞋、袜应按需优先发给。”[4]还在人格上尊重日俘，不打骂、不私拆其信件等。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自身的作风感化日俘。1940年“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成立，野坂参三任校长。这是应其建议成立的一所教育日俘的专门学校，亦体现了“两分法”的政治宣传方针。根据学员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水准的差异等，进行分组并因材施教。还通过“读书会”等教学方式，讨论“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等问题，使学员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深重苦难，对自己的行径感到忏悔并决心成为反战战士。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之外，共产党自身良好的作风更是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日本战俘。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同寝同食同劳动，在朝夕共处中培养感情、体恤民意;从实际出发，细致入微地了解民情。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实行参议会制和普遍的选举制，倾听民声并赋予人民民主的权利。此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崇高的人格魅力，日俘都看在眼中并深有体会，对于我党的认知由陌生到熟悉、态度由仇恨到敬佩、立场由反对到拥护，完成了从侵略者到真正的“人”乃至反战者的蜕变。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虽然从诞生到完成一系列历史使命，只有短短的5年(1940～1945)时间，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培养了一支日本人反战队伍，巩固扩大了国际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日俘中有一部分仍自愿留在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指导日本人反战运动。野坂参三指导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日本政策的研究，并帮助中共中央强化了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阀相区分的思想路线。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创建了有组织的反战工作体系，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帮助党开展对日俘的思想教育工作。随后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冀中、苏北等5个支部。1939年11月，“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山西成立，这是以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前田光繁为首的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的第一个反战组织。1942年8月，上述两组织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开展对敌斗争。成员基本上都是经过教育改造的日俘，在党的领导下，印发传单、宣传反战思想;阵前喊话、通报战争进程、宣传我军政策，鼓励日军投诚;通过电话交谈、写信等方式，劝降日军，扰乱军心。他们完成了这种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了我军战士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同时，他们还在前线进行了英勇斗争。1944年，随着日本反战力量的逐渐扩大，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华中、华北等地区建立了21个支部，约1千余人参加。

　　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多是战俘，从最初个别人反抗、逃跑，甚至自杀，大多数人顽固不化，直到后来意识到自己的侵略罪行，消除敌对情绪，主动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说明日本的普通士兵放下武器之后，经过正确的教育改造，是能够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的。

　　对日“两分法”的当代启示

　　“两分法”的对日方针，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继续“两分法”的对日政策，并加强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的民间交流，达到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增进友好的目的。中日建交后，特别是《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中日联合宣言》(199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8年)等四个政治文件发表以来，两国关系总体呈现稳步向前发展的态势。在当前形势下，继续用“两分法”来处理中日关系，是否已经过时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两分法”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两分法”是“以德服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也正如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道德准则。[5]抗战以来所实行的对日“两分法”获得了日本及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也承载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后辈的殷切期盼。中国人民能够在条件极端艰苦、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的状况下，从大局出发，以宽广的胸怀优待日俘、团结日本人民，那么在和平年代，中日关系即便偶尔有些波折其大势还是向前发展的。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以来，中国领导人继续秉持这一方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中日关系时，曾多次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把那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日本人民。”[6]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坚信日本大多数国民是支持中日友好的，即使一时受到舆论的误导，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善意，通过交流和沟通，终究是会被理解的。无论中日关系发展进程或顺利或曲折，这一基本信念都不应动摇。

　　重视“大多数”。我们开展对日外交的对象，重点应是“大多数”。因为国与国能否友好交往的关键在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否深厚，而为了建立深厚的人民友谊，就要加强与其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中国共产党始终视日本人民为朋友。中日两国政府无论何时都要高度重视民间交往，特别是推动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民间交往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根深才能叶茂，而青少年是两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有他们相互成为“知中派”和“知日派”，才能壮大维护友好的新生力量，中日友好的源泉才不会枯竭。

　　应与时俱进。对日“两分法”方针，起源于抗战时期，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幻，“两分法”也应与时俱进，重点应放在友好合作。我们始终敦促日本政府和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更好地面向未来。现在的中国已不仅仅停留在受害者的层面，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GDP和日本相差甚远;日本在科学技术、生态环保等领域仍走在世界前列。所以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贸易、能源等领域和日本展开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双赢。

　　銘记历史，面向未来。我们要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日本国民特别是政治家需要了解，中日两国两千多年来以友好交往为主流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并向两国人民宣传对日“两分法”的源起、发展轨迹和取得的实效。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日本从民间到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对华经济技术援助的诚意。只有两国人民深知双方交往所经历的坎坷、和平友好局面的来之不易，才能以互信为本、坚持条约精神，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同时，作为亚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以及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的中日两国，更应从整体与大局出发，共同肩负起推动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与义务。

　　结语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迹象。2017年，双边贸易出现止跌回升势头。2018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日美贸易暂入僵局，也为中日关系的缓和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日本对华关系呈现“两面下注”手法，在加强和中国经贸联系的同时，在国家安全层面又对中国予以遏制。

　　李大钊曾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只有继续秉承对日“两分法”方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双方共同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本国及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注釋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1页。

　　[2]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第八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3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

　　[5][日]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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